古貌新颜 仪态徘徊—李隆基与唐代隶书

    理论界普遍认为，隶书发展到唐代便跌到了历史的最低谷，不但隶书创作的群体水平普遍低下，就连那几位所谓的顶尖隶书大家，其水平也是前不逮东汉、后不及清代，几无创新可言。书法的创作依赖于书法理论的有效引导，唐代对隶书的学术理论研究也是一塌糊涂，几无是处，并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和遗憾。
    所谓隶书创作处于最低谷，是说唐代书家在隶书创作上，不但没有创新和突破，反而把隶书创作引向了歧途。这个歧途就是:唐人用楷书笔法与相关理念去理解和从事隶书的创作。可想而知，用楷书的笔画形态改造过的隶书，是一种光亮滑净、甜俗可厌的形象。它把汉隶那种古朴浑厚、苍茫雄健的书风一扫而空，隶书本来的稚拙风趣、活泼可爱的形象，甚至有些幽默诙谐的字形，也都被改装成唐代楷书的式样。把隶书搞到这个份上，唐玄宗则是始作俑者。他凭借着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和自己的特别爱好，固执地推行他的隶书格调和美学观点。于是，一大批阿谈逢迎、讨好皇上的大臣、侍从，纷纷效法模仿，极尽甜熟又丰盈无比的唐隶在世人面前亮相了—这就是唐代隶书的创作。

    【唐】李隆基《记泰山铭》拓片(局部):
    泰山顶上唐代摩崖刻石气势恢弘，在高13.3米、宽5.了米的岩壁上，刻有李隆基亲撰并御书的《记泰山铭》。铭文共996字，加上篆额“记泰山铭’4个字，整整1000个婆金大字.雄浑道劲，端严浑厚.足见李隆基封禅时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的神情。这次封禅也是历代封禅活动中最完美的一次。但就李隆基的隶书来讲，却是任持有余、艺术不足.活脱脱一件隶书“馆阁体.。

    我们先来看唐玄宗的隶书。他的代表作是《纪泰山铭》。在泰山顶上，苍岩如墙，峭壁如削，上面镌刻着数十处摩崖石刻，而最有历史价值、最为壮观的就是皇帝封禅的摩崖石刻。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四年(726年)封禅时亲自撰书了《纪泰山铭》碑。《纪泰山铭》俗称唐摩崖碑，高13.3米，宽5.7米，碑文24行，行满51字，字大16 x25厘米。碑刻叙述了封禅的起因和规模，记有封禅仪典的过程。《纪泰山铭》碑形制宏伟高大，1000个婆金大字金碧辉煌。碑文通篇为八分隶书，文词雅训，隶书遒逸，引来后人诸多的感慨。明代王世贞评说:“弯崖造天铭书，若弯飞凤舞于烟云之表.为之色飞。”
    唐玄宗除《纪泰山铭》之外，还有隶书《庆唐观纪圣铭》和《石台孝经》、楷书《赐虞正道救》、行书《盖州刺史张敬忠救书》与《鹡鸽颂》等。
    在唐玄宗的爱好和带动下，盛、中唐以后逐渐形成了写隶书的风气，涌现出了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人。韩、史、蔡、李号称唐代隶书四大家。除隶书四大家之外，还有徐浩、卢藏用、顾诫奢、梁升卿、白羲侄等人。主要作品有徐浩的《篙阳观纪》、卢藏用的《汉纪信墓碑》和《苏瑰碑》、梁异卿的《李贞墓志》和《御史台精舍碑》以及白羲睡的《乙速孤行俨碑》等隶书碑文。
    韩择木(生卒年不详)，昌黎(今辽宁义县)人，大约生活在中唐时期。他是大文豪韩愈的叔父，官至工部尚书、右散骑常侍等。韩择木的隶书师法于汉隶，并参以篆法，因此笔画圆劲遒美，章法疏密错落，以横取势，结构端庄，颇得天趣，在唐代隶书中算是最好的了。他可以说是代表了唐代隶书的最高水平。《述书赋》有云:“韩常侍则八分中兴，伯喈(汉末蔡琶的字)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类神都之冠盖。”传世碑刻有《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诗碑》、《叶惠明神道碑》、《桐柏观记》、《曹子建表》、《心经》等。
    史惟则(生卒年不详)，原名浩，以字行，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大体生活在唐玄宗时代，官至殿中侍御史，人称史御史。史惟则的隶书虽也是从汉碑人手，但其楷书的笔意太重，波挑多棱角而少变化，结体过于严谨，章法刻板，用笔单调。即便如此，书史上对史惟则还是有不少称颂之辞的。唐人窦臮《述书赋》中云:“侍御史惟则，心优世业，阶乎描篆，古今折中，大小应变，如因高而瞩远，俯川陆而毕见。”这个评价是出乎我所想象的，因为在史惟则的隶书作品中，根本见不到什么“大小应变”、“高而瞩远”的笔势或结体。宋陈思《书小史》称其隶书“迫近钟书，发笔方广，字形俊美亦为时重。又善篆搐、飞白。”陈思的“发笔方广”倒也有些合辙。赵明诚评《大智禅师碑》说的恰如其分:“老劲庄严，此书骨力参以和缓之致。”史惟则留下的碑刻作品有《大智禅师碑》、《大照禅师碑》、《舞阳侯祠堂碑》、《刘飞造像记》等。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蔡有邻，济阳(今属山东)人，官至胃曹参军，活动于开元、天宝(713一755年)间。窦臮《述书赋·注》称:“有邻善八分，始拙弱，至天宝间，遂至精妙。”北宋欧阳修《六一题跋》称:“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也。韩、史二家传于世者多矣;李潮仅有存者;有邻之书，亦颇难得，而小字尤佳。”明代王世贞则谓其书法趣味不高古，但严谨中有情意。王世贞的评价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关于李潮的事迹，现在只能从杜子美《赠李潮八分歌》中知道一点情况:“秦有李斯汉蔡琶，中间作者寂不闻。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在杜甫的眼里，他的外甥李潮，是继秦代李斯和汉末蔡琶的大书家，篆书可继李斯:“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杜甫以为李潮的隶书是继承了汉末蔡邕的笔法:“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拿内屈强。”
    杜甫的诗里边提到了李潮的小篆书直逼李斯，八分(即隶书)一字千金。李潮是篆书和隶书都很出色的大家，但今天苦于没有他传世的篆书和隶书作依据，我们也就无法作出什么评价。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纵观李隆基及四大家的隶书，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饱满丰润，章法整齐，横平竖直，波挑规范，但无生机，徒有庄重之貌，缺乏金石古气。他们在追求整饬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失却了汉隶大气磅礴的气势和自然朴茂的风格。因此，唐隶不足为后世法。
    在隶书的理论研究方面，唐代是书史上最混乱的一个时期。首先是称谓上的混乱。他们把唐代楷书称为隶书，凡是楷书写得好的，就说此人“工隶”。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甚至唐人撰写的正史，“工隶”一词俯拾即是。如欧阳询“工隶”，张旭“工隶”，连王羲之也“工隶”。唐人把楷书称为隶书的同时，却把汉隶称为分书、八分、隶楷等、几无定说。关于字体的名实问题，学术界一直是争论不休。唐代著名的大理论家张怀灌在他的《书断》中，试图把这个问题彻底说清，说来说去，结果也是一笔糊涂账。另一个问题是考据上的混乱。大唐王朝倚仗着雄强的国势和不可一世的恃强心态，对书史上本来就不知道或一直不明确的一些汉代隶书碑刻的书作者，毫无根据并且极其蛮横地指出碑文的书写者，把学术视同儿戏。这种张冠李戴的盲目做法，给宋代以后的考据学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重新厘正的障碍。
    基于上述唐代隶书的基本情况，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唐隶不可学。但是，作为一种书学现象，我们应该去分析，去研究，去梳理，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