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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情篆韵 惊沙坐飞—郑伟道昭与《云峰刻石》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963次浏览 0个评论

草情篆韵 惊沙坐飞—郑伟道昭与《云峰刻石》

    山东境内现存秦汉碑刻六十多种,其中有著名的秦《泰山刻石》、《琅哪台刻石》等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山东的汉代碑刻,既有雍容华贵的庙堂艺术极品如《乙瑛碑》、《前后史晨碑》、《礼器碑》等,也有率意纯真的民间书体。山东汉画像石的发掘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北朝佛教摩崖刻经如《泰山经石峪刻经》等,雄逸高古,气势宏伟,后世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在山东的历代刻石中,北魏的《云峰刻石》又是另一种典型。这一石刻群或鸿篇巨制,庄严肃穆;或信手挥洒,轻松活泼,极尽表现、张扬之能事。《云峰刻石》由此而名扬四海。这些熠熠生辉的石刻,致使无数海内外学人、墨客“求道访仙”,蜂拥沓至。《云峰刻石》给山东半岛平添了许多文化的内涵。

草情篆韵 惊沙坐飞—郑伟道昭与《云峰刻石》

    【北魏】《郑文公上碑》拓片(局部):
    《郑文公碑》是郑道昭为彰显其父之德而刻,根据时间的先后分为上、下两碑。上碑刻在山东平度天柱山半山腰的崖壁上。崖壁向外成八十度夹角探出.可以想象当初书写时的艰难。其书法气象宏博,神采飞动,融篆隶草于一体,具有北碑独特的粗犷雄杰的气象。包世臣评价:“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此官一语双关,指出了《郑文公碑》旁通诸体、内涵丰富的特点。

    山东云峰山摩崖刻石,与洛阳的《龙门造像题记》和山东邹县的《四山摩崖刻经》,共称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云峰刻石》是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和玲珑山等四山的北魏刻石的统称。云峰山在山东莱州市南15华里处,主峰两侧各有一峰,就像一个大笔架,故又称笔架山。登此山则可北望沧海,南览群山,一派胶东大好风光尽收眼底。莱州城东20华里处有山名日大基山,古代掖水就发源于此。莱州城南、平度境内有天柱山拔地而起,孤峰挺立,恍如擎天之柱。由此西至青州境内有玲珑山,奇峰怪石琳琅满目。所谓云峰山摩崖刻石,就泛指这四座名山的北魏摩崖石刻群。其中,尤以云峰山最为突出,故以《云峰刻石》而命名。据统计,四山共有北魏刻石37处、北齐刻石5处。又因北魏刻石多署郑道昭之名,后人亦称其为郑道昭摩崖刻石。
    百多年来,学界艺林对《云峰刻石》仅限于泛论和空谈,甚至有些是不着边际的妄论和瞎吹。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全国书学界对《云峰刻石》展开了大规模、深人细致的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对刻石的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经过研究,人们能从历史的、整体的立场去看待《云峰刻石》,并得出了许多合理的、公正的结论性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并将其作为讨论问题的重要参考。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关于《云峰刻石》的数量,早期著录者很少,如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所载不过七八种。清代乾嘉之后,所录数量渐多。对《云峰刻石》的详细评述则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揖》。讨论《云峰刻石》离不开讨论刻石的主要人物。《云峰刻石》的主要人物一一雀肠道昭(?一516年),字嘻伯,自号中岳先生。他出身于北魏名门望族—河南荣阳郑氏之家。
史称郑道昭“少而好学,博览群言……博学经书,研图注篆,才冠秘颖”,曾在北魏孝文帝时开始为官,任国子监祭酒、秘书监等职,永平年间出任光州刺史,即今山东半岛东部的广大地区。在他人生最后的八年当中,闲适散逸、漫无经心,或者说在谈笑游戏之间,辗转完成了他名垂千古的不朽伟业—云峰群刻。
    前人对《云峰刻石》有些过高的评价,如“隶楷之极”、“北方书圣”;
“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这些措辞显然有过誉之嫌。但有些评论文字,还是很精到、很贴切的。如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真文苑奇珍也。”这个“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却是中的之语。《云峰刻石》下笔多用中锋,婉转流畅,笔力圆劲如屈铁,结体舒展而均衡。因此,说它有“篆势”则是恰如其分的评说。与此同时,《云峰刻石》的用笔和结体又大起大落,起落转折,而处处着实,故说它有“分韵”,依据也是很充分的。刻石中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平铺,既有锋芒外耀,又多筋骨内含,故说它有“草情”也未尝不可。总之,《云峰刻石》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结体宽博、笔力雄强的感受。郑氏父子的这些作品,文辞秀美,清隽悠远;书法风格卓然独立,法度谨严,端庄雄浑,纵横高迈,确实有“云鹤海鸥之态”,是魏碑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关于《云峰刻石》的书作者,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往往把这一批书法群刻归功于《云峰刻石》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郑道昭。清代包世臣第一个大胆地提出《郑文公碑》“为中岳先生(指郑道昭)书无疑,碑称其‘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不虚耳”。随后,大部分学者也都遵循这一说法。康有为《广艺舟双揖》更将《云峰刻石》中的42种统归于郑道昭父子名下,并把《郑文公碑》尊为“圆笔之极轨”而加以顶礼膜拜。叶昌炽《语石》更把郑道昭书推崇到最高峰。近人祝嘉亦谓“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按北朝碑刻造像题记的惯例,云峰诸刻石未题书家姓名也实属正常。正因为未署姓名,也就不能武断地认为云峰群刻就是郑道昭书丹。是否是郑道昭书丹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考证。但是,郑文公上、下碑的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放是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a,悲鸿焦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据《魏书·郑羲传》记载,郑羲死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3年),次年归葬于荣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后,痛感葬地遥远,不能按时祭奠,于是邀请程天赐等门生故吏六十余人,为其故主郑羲撰写碑文,并“铭之玄石”。这就是说,郑文公上、下碑的制碑和刻制碑文的组织者是主簿东郡程天赐,书写者是否是程天赐也没有写明,于是悬案迭出。在这种情况下,非要把这道耀眼的光环套在郑道昭头上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到天柱山看过《郑文公上碑》的人们不难发现,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又是一位朝廷命官,怎么会站在脚手架上,在露天地里且仰着头、向后斜曲着身子、十分吃力地去书写那块悬在山腰半空中的巨石摩崖呢?
    至于云峰诸刻石中一定会有郑道昭的书迹这一点,应该说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不能否认云峰等四山上有郑道昭的笔迹。因为一个饱读诗书、好为诗赋、喜欢流连于山川胜迹的文人,不留下鸿爪遗痕也是不可能的。云峰山《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天柱山《东堪石室铭》等诗刻,其诗均注明为郑道昭所作,这很符合郑道昭的思想表现和行为轨迹。北朝对书法的重视程度虽不如隋唐以后,但善于书法对一个文人士大夫来说,也是一件很值得夸耀和张扬的事情。诗刻中题署诗作者的姓名,却隐去书丹人姓名,失去如此好的扬名机会,也不符合郑道昭的为人风格和其思想愿望。但又不能据此断定云峰诸山刻石均为郑道昭父子所书,尤其不能断定上、下碑为郑道昭手书。
    云峰诸山其他刻石上也大都未明确注明为郑道昭所书。仅“云峰山之右胭也,栖息于此,郑公之手书”,为郑道昭亲笔手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题刻中有“郑公之手书”字样。郑道昭自称郑公,这是有悖于常理的自我称呼。认真审视此刻石,“郑公之手书”5个字与前题“云峰山之右网也,栖息于此”,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当属随从郑道昭出游的佐吏所为。据此判断,前题似为郑道昭书。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南北朝真书的最大特色是崇自然,尚天趣。代表《云峰刻石》最高水平的《论经书诗》、《登云峰山观海诗》、《大基山诗》等笔势洞达,雄伟磅礴,自然天成。《白驹谷题名》,字径尺余,遒劲奇伟,用笔方折,波挑翻动,与《龙门二十品》中《孙秋生》、((魏灵藏》等造像题记,风格极其相似,但其磅礴之势又远胜之。
    《郑文公碑》是《云峰刻石》的代表作,最能体现包世臣的“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和“字独真正”的形象描述。它用笔多变,所谓一波三折之势,在《郑文公碑》中已经形成,不似《张猛龙碑》多直笔隶意。这一点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经过上述讨论可知:无论《云峰刻石》的书作者是谁,都不能也不会影响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就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论,《云峰刻石》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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