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王尚法的大时代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隋归人六朝，即晋、宋、齐、梁、陈、隋;马宗霍《书林藻鉴》则将隋附于南北朝。
    隋虽统一南北，但国柞短暂，三十七年(581年一618年)而终。因此，隋代书家，尽是前朝人，或官于隋、或卒于隋，所以，附于前朝，亦为不谬。但是，唐初大家，都曾仕于隋，且师承前代。如褚遂良受法于史陵，得力于隋《龙藏寺碑》;虞世南师法智永。欧阳修《集古录》:“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即指欧阳率更，修与率更同姓，故称吾家。)与虞世南皆当时人，后显于唐，遂为绝笔。”因此，将隋唐并为一章，不为无据。
    对隋代书法，抑扬皆有。叶昌炽《语石》:“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诚古今书学大关键也。”祝嘉则谓隋为“书学之末运，气韵渐弱，章法渐整齐，不复有飞逸雄强之美矣。”
    隋三十六年而亡，所以难成自家面目。但处于南北朝与李唐之间，前一时代书学的优短都经隋而消融，后一时代书学的优短也酝酿于隋，谓其为关键，并不过。
    唐继隋后，历二百八十九年乃亡，国势强盛，太平日久，于是，各种制度得以建立，玩好之风亦起。开国之初，即有酷好书法的太宗，帝王染指，一方面足以推助风气，使李唐近三百年间，几至独尊书学。柳治徽《中国文化史》称:“唐人之工书，不第由学校教授，且经贞观、开元之提倡，视其他艺术为独尊也。”另一方面，国势久盛，帝权无边，因太宗偏嗜，天下人尽仰一人的好尚。于是，有唐一代，遂乏南北朝时期纷纭多彩的盛况。故祝嘉有言“书至于唐，雄厚之气已失，江河日下，非天才学力之所能挽回。太宗虽笃好书法，天下靡然从风，士大夫讲之尤力，书家虽盛，已无六朝楷模，盛极而衰，大势已去，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前此，康有为即讥贬唐人书“钻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一二，不复能变，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今所谓晋唐风格，实则唐人不过附影舞动、随声唱和而已，即祝嘉先生所谓“不能推陈出新”也。
    唐代论书之作，虽谓之汗牛充栋亦不为过。唐前论书，多为片语只言，短札促简，虽不乏真知灼见.却如星光一闪，未能演为洋洋大观的宏论。至唐，鸿篇巨制乃出，理论规模，至此构成。
    隋、唐三百余年，是中国书法古今的分界。康有为称:“唐以前之书密，唐以后之书疏;唐以前之书茂，唐以后之书凋;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曲，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康氏提倡碑学，故尽力贬抑唐人书，而发卑唐之论。不论如何，有唐一代，实为古今书法变易的分界。这种演变，实在是由思想、观念的不同所造成。比如，唐以楷法取士，古代民间纯朴的书法思想便为功利思想所取代。再者，唐代书家，主要由文人构成，他们的情趣，自然区别于前人。何况，文房工具，尤其是纸的制作，在唐代已极精良，这更有助于流美，使古人书的厚、涩之势减弱，而演为滑、纵。
    唐人书法影响宋、明极深。宋因为外扰所困，义士仁人痛感国破之恨，于是极力推崇鲁公，这也是书外思想之介人书艺。故唐以后，伦理思想与艺术观念，几至合而为一。凡所推崇的，非忠节义士，即中兴功臣，思想观念如此，对南北朝的民间刻石，自然不以为意。
    自唐后，极力强调字外功，不博通群典、兼搜诗画者，几乎不配尊为书家。这个思想笼罩至今，于是，便不能不将一般民间书家排斥在书苑之外，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时代，终于一去不返。
    大体而言，唐后士大夫书法思想居于垄断地位，至宋、明而极盛，直到清代，才有所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