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禅宗思想陶酝出的癫狂精神

    唐代书僧，陶九成《书史会要》所收二十八人。这种勃兴局面，也是时代使然。不仅书法如此，即绘画也在中唐大放异彩。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云:“佛画自后汉输人中土，经魏、晋、南北朝，迄于初唐，其作风大抵被外来风格所支配。……至盛唐，始以中土风趣，与佛画陶熔而调和之，特出新意，穷极变态。”又云:“吾国佛画，自初唐以来，禅宗顿盛，主直指顿悟，见性成佛;一时文人逸士，影响于禅家简静清妙，超远洒落之情趣，与寄兴写情之画风，恰相适合。”
    书法虽不能与绘画并论，即在形式上不能像绘画那样去摹绘佛身，它只是以汉字为题材，离此，则无所谓书法了。但在艺术思想上，并无二致。如同熊秉明所云，禅僧的狂草，“那是棒喝顿悟式的活动，利剑一斩，妄念俱绝，是直截了当的当下表现;这一种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禅境”。就唐代而言，体现这种禅境的，主要是狂草。至后代，如清代的朱耷，现代的李叔同，则是以空清、萧朗的行书去透露那超尘的禅境了。
    将禅意引人艺术，是盛唐后中国艺术思想史的一个大潮流，诗、文、书、画，概莫能外。清人王派说“诗不人禅，意必肤浅”。龚相《学诗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而姚孟起直将学书视为学禅，他说:“一部《金刚经》专为众生说法，而又教人离相;学古人书是听佛说法也。识得秦汉晋唐书法之妙，会以自己性灵.是处处离相，成佛道因由。”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而事实上，在中唐以后，诗僧、画僧、书僧却很多。这种现象.也只好“离相”而论了，但能“以自心为佛”，能以心灵去参融外间世界，则赋诗、作书、作画，不妨也是“悟道”。誊誊和尚《了玩歌》曰:“修道道无可修，问法法无可问。……不用广学多闻，不要辩才聪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岁之余润，烦恼即是菩提，净华生于泥粪。人来问我若为，不能共伊谈论。寅朝用粥充饥，斋时更餐一顿。今日任运腾腾，明日任运腾腾，心中了了总知，且作佯痴缚钝。”
    处在初唐重法思想的笼罩之下，中唐禅宗非理性、讲直觉体验的古怪思维方式，无异给艺术家洞开了广阔的天地，辟出一条生路。理性逻辑力的约束愈多，直觉的呈现愈弱，禅宗主直觉体验，虽难以理喻，不能用逻辑去推演它主张的因果，但对艺术，却大有价值。艺术本难以常理去理而解之，那飘忽不定的浮思，往来无踪的情感，那忽来骤去的“悟”，不招而至的感觉，无不是超常的异感。严羽《沧浪诗话》谓:“禅道唯在妙悟。”这便在思维方法上为艺术创作奠下了主体性的基石。马祖是禅宗高僧，与怀素为同时代人(怀素生于725年，卒于785年)。他回答弟子问题的方式，不是棒打、脚踢，就是耳光。奇怪的是，对方竟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回答”方式后，获得了“真理”，竟兴奋地叫道:“多么奇怪，经典中的一切真理。竟在一根发尖上!”怀素呼叫而书，片刻即满数壁，实在是一副狂禅的神情。戴叔伦《怀素草书歌》写道:“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清骨辣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唐代书僧释昏光善草，吴融《光上人草书歌》云:“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江南有僧名光，紫毫一管能癫狂。”“癫狂”正是创造情绪高涨时的半疯狂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理性是被净化到了“无”的境界。正如庄子所谓“官知止而神欲行”。瞬间的直觉把握，正是“此中妙”的真诀。晚唐书僧释亚栖《书论》云:“凡书通即变。……若执法不变，纵能人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书史书要》评亚栖云:“喜作字，得张癫笔意，每论癫云:‘世徒知张之癫，而不知实非癫也……’，此亚栖所以独得，而世俗未必知也。”张旭之癫，不是病理上的，而是艺术精神的。亚栖以禅心悟事，故独得精微。在崇王风气下，倡变法，斥“书奴”者，竟是人空门的人，这是意味深长的。
    宋人谓书、画为“墨戏”，明人干脆就称为“画禅”，至清代，苦瓜和尚干脆将技法的最高层称之为“悟法”。无住云:“中国画名家无不具禅家精神，他们的作品，无不是禅境的示现。”宋、元以后，书、画合流，在思想上并无二致，画论书理，源在于一。
 

由禅宗思想陶酝出的癫狂精神（2）

 
 
 

    唐代书僧多善草，其原因，一是他们多师承张旭、怀素，其次是禅宗思想的大解放。如熊秉明所云，禅僧的狂草，是“棒喝顿悟式的活动，利剑一斩，妄念俱绝，是直截了当的当下表现”。《宣和书谱》谓释文楚书法“摆脱旧习，有自得之趣……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高明评释贤首书“有晋人风致，盖其智慧内明，万法悟解，故下笔自然造于妙耳”。孟郊《赠献上人诗》评其人其书:“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一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史邕《赠修上人诗》评其作书之状“书时须饮一斗酒，醉后扫成龙虎吼”。《宣和书谱》谓释梦龟书云:“梦龟作癫草，奇怪百出。”搪诗纪黝谓梦龟“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癫癫不如”。唐代释家多善草，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好，此种选择，与禅宗蔑视礼俗、脾脱权威的思想大解放有大关系。是受悟于禅理，转而为癫狂的草书。心性如此，选择才能这样，断非偶然。当然，并非禅师书家仅此一路，后世有以秃笔为书的，有气宇空净的，有风格萧朗的，而艺术思想的哲学基石，却是空门佛理。此所谓“字有万象，玄鉴于心”是也。比较一下唐前书僧的书风，可知时代思想对书法影响的深微了。智永为唐前大名鼎鼎的书僧，而其书“精熟过人，惜无奇态”，“智永书全守逸少家法，一画不敢小出人《千字文》之外”。这种风范，是从虔诚的宗教而来，视作书如面壁诵经，全在虚静中透出，如苏轼所评，“智永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因此智永是在守秩序之中，尊家法而以空门的宁寂精神为书。这与禅宗大师云集的中唐书僧风格，截然不同。而在唐后，释徒书法，又以愚丑、生拙见称，禅宗思想又以其另一层面影响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