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与海外书论
    如果说，1938年旅美华裔学者蒋彝教授出版他的《中国书法》专著，是为海外的欧美人士推荐神秘的东方艺术之冠—书法，并以其形象化的亲切语调而卓有成效的话，那么事实上，他在做的已经是一种地道的书法美学研究工作:他所说及的抽象美、文字构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等等，都是在当时国内书家并不关心的课题。反过来，英国艺术学家赫伯特·里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中对书法所作出的精辟概括，以及他在1954年为蒋彝《中国书法》第二版所作的序，则可以代表欧美学者对中国书法的卓绝见解。里德对书法作为西方抽象绘画的源头所作出的精彩论断，迄今为止一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本世纪初出生的一些西方艺术家们对中国书法的借鉴有目共睹，在里德的序中和在拙译《日本书法史》第十章中都已列出了这些法国、美国艺术家的大名。他们在西方构成了“书法画”的新的抽象主义品种。
    1977年，在美国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曾召开了国际性的中国书法讨论会，欧美各国的著名汉学家(甚至还有日本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书法的特征和书法史上一些重要的问题。来源 。由于这次讨论会结合了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古典书法藏品真伪鉴定观赏的内容，因此它更象一个史学研究集会却并未明显地体现出西方人的研究视角。但它仍然无愧于世界性的书法讨论会的学术高度，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中国书法仍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只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摆脱封闭状态，这次会议的消息及其成果并未反馈到中国书学界来。因此，它对新十年书法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
    1980年，香港《书谱》杂志开始连载法国华裔学者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由于《书谱》还能通过一些渠道进入大陆，它在大陆书法界引起了一些反响。《中国书法理论休系》在书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成功，使国内习惯于乾嘉旧学的书学界耳目一新。人们开始考虑起书法研究的思辨性格来，并且逐渐意识到:以西方美学理论的成果去研究书法美固然是十分方便，即使在研究书法史、特别是书法理论史这样的学究气甚浓的领地中，它仍然是出奇制胜的有效手段。熊秉明本人是学西方雕塑出身，但并不妨害他在毫不相关的中国古典书法中寻找启迪;这正是思辨的长处。于是，书法理论在蔡a、孙过庭直到康有为这条纵向的承启脉胳之外，还可以依观念分为唯情的、伦理的、写实的、自然的种种流派系统。当1984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之后，人们对熊秉明的这种研究的价值已经不再怀疑——一种新的批评视角与方法论正在缓慢地进入中国书法理论领地。
    我们当然不能说只有这本小册子的出现才打开了中国理论家的视野，早在这个长篇连载之时，中国书法界已出现了美学方面的讨论并进而形成大论战的格局。但它的确提示出一套成熟的方法论格局，使国内书法理论家能驾轻就熟地掌握新的研究方法。1986年《中国书法》改版后第一期发表了熊乘明的《书法领域中的探索》，又从中西文化的差异、理性与反理性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同时他又在北京搞了一个书法训练的试验，使他的这种美术式、西方式的视角为国内更多的同行所趣解，就书法发展而言，这种种尝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海外书论的另一葬则是对作品形成的实证研究，如美国的傅申即是一个典范，其间也有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