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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伦理观与书法的人格主义批评思想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664次浏览 0个评论

儒家的伦理观与书法的人格主义批评思想

    梁启超说:“儒家道术,因为笼罩力大,一般民众的心理、风俗、习惯,无不受其影响。”艺术自然是一种心理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风俗、习惯的反映。而艺术的作用,对于内身而说,足以陶冶人心,有“修身”之力;对于社会而言,则有移风易俗、感化人心之效。这便是儒家艺术观的大概。简单讲,便是“助人伦,成教化”。
    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大志,而其始点,是“修身”。所以,大学云: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观,有很大的实践性,是他的体系中最为精彩的一个部分。这个体系,十分严密,实在能够据以编出一部洋洋大观的教科书。后世儒家的大师,事实上也在不断地编写,而其宗师,即孔丘其人。
    我们是在论艺术思想,所以,与此无大涉者,便不多申述。
    人周围的一切,都足以影响人本身,既能使人成为君子,也能使人成为小人。孔子一生,也是不断完善,而终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所以,他严厉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不仅“视”、“听”之类,都得在“礼”中,而且,竟到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地步。艺术,也不例外地成了修身的“内养”之功。所以,他说: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这便是说,音乐岂止是敲敲钟、击击鼓啊!他的学生子路问他,怎么样才能“成人”呢?孔子的回答是:“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很有意思的是他谈绘画的一段话: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嘟已类。”
    郑玄注: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色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
    征为云:此章言成人须礼。
    将“素以为绚”,扯到“礼”上,再扯到人格的养成上,在今人看来,是太勉强了,但孔子是很严肃的。他的中心意思是,以礼为内容,而以艺术为手段,去养成完美的人格。
    孔子的艺术批评标准,是“思无邪”,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恶郑声”,而爱“雅乐”。所谓“雅乐”,即郊庙朝会的正乐,它是与俗乐相对而言的。但“雅”作为名词,即04经》中“风、雅、颂”的“雅”,而当形容词,则是理想的风范、仪态。
    “雅、俗”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世的文艺批评影响极大,可以说,这是儒家美学批评原理的核心。尽管各时代,对雅、俗的内涵,各有所重,但中国人评论文艺的价值尺度,却是以此为最高准则的。所以,翻开我国旧籍,在诗话、词话、书论、画论、乐论中,诸如典雅、高雅、古雅、风雅、儒雅、优雅之类,触目可见,俯拾皆是。不仅论艺术、评价艺术如此,对人也一样。用以评论艺术的这些字眼,都可用以评论人,这便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文艺批评原则,即人品与艺术品一致的原则。所以,谓人俗,则书难雅,将人品与书品并提,更极端的,乃至以人品为第一,书品为第二,影响后世的书法思想极为深远。
    孔子之后百余年,儒家的另一个大师孟柯出世了。孟柯在“修身”问题上,强调的侧重点,已不是孔子用“礼”去规范言行,而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最高境界了。他生活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了,各种社会思潮,比之孔子的时代,更为复杂。孟子发扬了孔子的修身观念,宣扬了阳刚威仪,这便是所谓的“大丈夫”之气。 从此,后世士大夫,无不着力于“养浩然之气”,去培养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刚义气概。理想的人格,到了这时,又加人了新内容。
    后世的儒学家,又由此反引出“妾妇之相”、“脂粉气”、“媚俗”、“甜媚”等等与“大丈夫”相对立的概念。简化这种种概念,便是有“力”与“无力”的提法。这种“力”,是从艺术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是内在气质的流露。各时代的书论家,尽量去加以申说,由此,也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审美价值取向。
    二分法的哲学思想传统,早由卦交精神所种下。在惕》为阴阳,引申之则为刚柔,此种认识的方法论,转移到艺术理论上,便是雅与俗、有力与无力,如此等等。
    荀子是一个从儒家到法家间的过渡性人物,他的艺术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荀子·乐论)中。这篇文章,虽是论音乐问题的,却足以代表他的艺术观。荀子的音乐观,已移向“先王立乐”以为治的立场上,更多地从“王霸”出发。他说: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他又说,对外乐“所以征诛也”,对内“所以揖让也”。其理论所以为后之法家所宗,诚非无因。
    但是,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岂非矛盾?不是。性善论者,不过是要正面激扬起“善”性,以销靡“恶”。“性恶”论者,则要扼抑人的“恶”,以使人归于“善”。所以,是殊途而同归。而在先秦思想家,实在再无第二个人像荀子这样截直地认识到艺术有关乎政治安危、人心善恶的大作用的。他说: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

    所以,他要“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可以说,孔、孟较为强调人自身的品格完善,因而主张用艺术手段去完成这一个修养功业。到了荀子,侧重点变了,是从“治国”着眼,已有点儿“息文学明法度”的法家气味。
    鉴于这个思想体系之重人格、重伦理,所以,日本的上条信山称这个派别为“人格主义的书法艺术”。熊秉明则另称之为“伦理派的书法理论”。
    孔、孟虽未谈到书法,但作为一个艺术哲学体系的儒家理论,却仍笼罩了书法艺术的一切方面。这个理论经汉后的发展而日趋完善,其核心则是将人的理想品格及其养成手段,推移到书法领域中。这正是孔、孟艺术思想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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