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楷书与行书

2019-06-19 1,131 0 举报/投诉

汉代的楷书与行书
 
    楷书与行书的出现晚于章草,历史上关于楷书与行书曾有这样的记载,宋《宣和书谱》云:“在汉建初中(建初为章帝年号)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张怀灌《书断》称刘德升:“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由于古代缺乏实物资料的对照,因此对楷书和行书二体在汉代是否存在,一直为人们所怀疑。
    晚近的发现回答了这一问题。
    1991年冬,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童简腆中,存有书写墨迹的麻质纸四块,其中字迹最多的一块的书体,呈现出前所未见的面貌,尽管还有明显的隶意,但是从笔法上分析,它已经是十分地道的楷书(正书)了(图20)。如果以《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与传世钟繇的《荐季直表》对照,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结体和用笔(参见第二章第三节)。《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的出土,不仅使得历来争论不休的曹魏时锤麟楷书的真伪问题得以解决,也使我们了解到楷书的出现,应该在汉隶(分书)成熟不久之后。
    检索以往的考古资料,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并非是孤立的。在居延汉简西汉《竟宁元年简》(前133)上,可以看到用笔的方法已与一般的分书写法有别。虽然还是分书形态,但有些字如“妻”“宁”的横画收笔,不是出锋波挑,而是急收重按,钩也不再用分书的慢弯(实际是掠笔的笔法),而变为迅速的硬钩,这些笔法与《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已十分相似。此外,晚至东汉的木简和镇墓陶瓶上,更可以看到大量向楷书演变的民间书迹,这些书迹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波挑。原为上轻下重的掠笔,也转换成上重下轻顺势出锋的尖撇,字的笔势也由横势向纵势转化,字形由扁方趋向长方,呈现出早期楷书面貌。最典型的作品可以敦煌汉简中的《永和二年简》(137)和传世的熹平元年(172)陶瓶为例。诚如黎泉在《简犊书法》中所云:“简犊书体中有些字因急于速成,或者出于书写者的兴趣,波折不甚明显,棱角突出,这种书体比隶书易写,又比章草规整,看来这就是早期的楷书。
    行书一体,无论文字学家如何争论,但总的认识,它是介于楷草之间的一种简易手写体,早期的行书应该产生于早期楷书与草书之间,楷书快写加上部分草法就形成了行书的特点。因此这种早期行书大约在晚于楷书形成的东汉便萌生出来。我们不难在《永寿二年陶瓶题记》(156).《熹平元年陶瓶题记》以及断代为东汉光和(178-183)年间陕西《宝鸡汉墓陶瓶朱书》《宝鸡铲车厂一号汉墓陶瓶朱书》上确认它的存在。其间不仅有与《悬泉置麻纸楷书墨迹》相似的楷书用笔,更由于其夹杂草书用笔和多映带连笔,而充溢着行草的韵味。
    行书一体出现于东汉,虽然还在草创阶段,但在它成熟的过程中又曾经与正在发展中的草书和楷书互为影响,并且它对后世书法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行书的表现力在各书体中,因其亦楷亦草、兼容静动,又便于识认,所以是历代书家用力最勤者,历史上以行书闻名的书家亦最多。滥筋于东汉的行书,在汉末曾经刘德升的加工美化是有可能的,卫恒《四体书势》说锤舔、胡昭两家的行书“俱学之于刘德升”,应该是可信的。当然行书一体的真正高峰期应是到东晋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时代,这是后话。
    东汉的书体演变,书法史上的各种书体的形成基本上完成了,它留给魏晋时代的只是一个完善美化楷、行书的问题,至于今草乃是章草之省改和再加工。因此,我们认为东汉至魏晋可称为书体演变的终结期。
    任何一种书体的出现,都是中国文字向实用简易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在形成之后,又都经历了被书写者美化加工的过程。大篆、小篆都曾有过这样美化加工定型的过程,汉隶、章草到东汉也都被美化加工、定型。这些经美化定型的书体,在急速的文字演变中,又都被后来者—更实用简易的新书体替代。新生书体主要产于民间,起初并不被官方文化阶层所接受,“但历史昭示我们,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它们将使贵族化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
    汉代的书体演变正是循着这个规律,各种书体看似纷繁杂乱,实则重叠有序地各自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下层和上层。其间,东汉后期文人书法家不断涌现,他们在各书体发展中所做的美化加工工作,亦应给予积极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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