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汉隶书法

    西汉初年，承继秦制，日用书体虽未因连年的战争以及改朝换代而发生突然的变化，但急速的隶变大潮却在秦末的战争中动摇了官体文字小篆的正统地位。原为下层官吏和民间通行的隶书，地位上升，即使是高级文书和重要的典籍也不再都以小篆来书写。例如，作为西汉皇宫官署文字档案的未央宫刻字骨签，记录了西汉各朝进贡物品的资料，也多以当时通行的隶书书体书写。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本、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膜兵法》等战国典籍，均以隶书写成，正反映了秦末汉初日用书体变化的消息，是隶书替代篆书成为通用字体极好的明证。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西汉初期(指汉武帝初年以前)的隶书，还在秦隶的涵盖之下，仍然遗留很多篆书的字形构造，而武帝中后期的简犊上，篆书的痕迹则越来越少，汉隶成熟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书法角度分析，西汉初期的有些隶书结字还较多保留着篆书纵势的特点，字体较长，波挑往往先纵向运动后再挑出，有些作品甚至还大9使用着金文时代大篆的斜向用笔和环状用笔，如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但是此时的许多作品却显露出横势更加强烈的趋向，如马王堆帛书中的《老子》乙本，波挑用笔明显地表现出横向的展开，字形愈来愈趋扁方。如果说前者较为接近秦隶，那么后者可作为汉隶的特征来看待，这种汉隶特征的成熟时间，从现有资料看，下限不会超过武帝时代。从大量的西汉简犊帛书分析，这个成熟时期只会提前。文字演化的规律告诉我们。一种书体面貌的出现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具体地说，当武帝时代的隶书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其区别性特点应该在此以前已经有过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了。
    汉隶，现今古文字学界比较统一的认识又称其为“八分”，亦称其为“分书”。“八分”一词大约在汉魏之际已经出现。但限于当时资料的缺乏，“八分”一词在历史上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如认为“八分”是“八字相背”“若八字分散”;又有认为“割程隶八分取二，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还有的将东汉碑刻上有波挑的隶书，与西汉石刻上无波挑的隶书加以比较，称有波挑者为“八分”，无波挑者为隶书。这些陈述都是在无法见到古代真实资料情况下的“推测”。
    “八分”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名称，当然无须回避它，综合历史上种种“八分”之说，主要认为“八分”的特征是“波挑”。在今天资料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地说:汉隶就是八分，八分也就是汉隶。我们把秦隶称之为早期隶书，把西汉初期几十年间看成是秦隶至汉隶的过渡阶段，可以说西汉初期的隶书尚在古隶阶段。那么西汉武帝时代起至东汉末年可称为汉隶阶段。“八分”即是指汉代成熟的隶书。
    成熟的隶书—八分，最为重要的笔法即是波挑。波挑的出现可追溯到早期的隶书。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在抛弃了正规篆文的笔法之后，如果把字写得很快，收笔时迅速提笔，横画和向下方的斜笔很容易出现尖端偏在上方的尾巴。如果把这种笔法‘正体化’，八分的挑法就形成了。”(D此论非常正确。所以早期隶书虽然出现了波挑，但那是民间俗体在毛笔快写中自然随势出现的用笔方法，波挑还不够规整和定型。在西汉初《马王堆帛书》中，如果不论其尚未脱尽篆书形构而仅就笔法而言，那么《老子》乙本所反映的波挑用笔，已经十分强烈地表现出了汉隶(八分)所具有的用笔特征.波挑所造成的节奏感(尤其是“也”“先”等字的末笔波挑)使人感受到一种迥异于秦隶的典型的汉隶审美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字在书写过程中，凡横向运动的最后一笔到达右方边缘时，自然地因结束而出现一次波挑，而不是数次。这是书写运动以单字为始终的表现(汉字书写从甲骨文到隶书，都是以单字为书写运动始终的，草书出现后，始有字与字的相连)。汉隶的特征之一“雁不双飞”在这里清楚地反映出来。这种波挑之法的“正体化”“规整化”，正是汉隶笔法成熟的标志。
    汉隶的成熟，就笔法而言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波挑一种特征上，与其有同样性质的掠笔(相当于相反方向的波挑)，在向左挑出时，也开始在节奏和用笔上趋向规整。这种掠笔(以后楷书时代发展为“撇”)的特点是上轻下重，类似波挑的动作，只是反了一个方向。但这种掠笔原本不是单字书写的结束。而是用笔过程中的一个衔接动作，是圆势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用笔，这种掠笔在趋向“规整化”“正体化”的过程中逐渐定型为上轻下重、上细下粗的汉隶特定用笔。
    必须强调指出，波挑与掠笔都是隶书与篆书完全不同的用笔，它是篆书草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用笔，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初打破篆书原始用笔形态后定型的两种笔法。
    然而，人们观察是否是成熟的汉隶(分书)，往往并不完全看它的用笔是否已有典型的隶书笔法，还要看其是否脱去了篆书的形构(这或许可以说是现今文字学家强调的标准)。所以波挑和掠笔在笔法上的“正体化”，加上篆书形构的消失，这两个因素综合便成为我们确定早期隶书发展为成熟汉隶的依据。
    正是以上述两个因素为标准，我们在判断西汉初马王堆的《老子》乙本时，可以认为其笔法已是成熟的汉隶笔法，而形构尚不是成熟的汉隶形构。我们通过汉文帝时(前179一前157)的江陵凤凰山汉简(图17),敦煌汉简中的《武帝太始三年》简(前94)，到汉宣帝时(前74一前49)的河北定县汉简，则可从上述两方面标准中清晰地窥及汉隶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到东汉的碑刻，如《乙瑛》《史展》《曹全》《熹平石经》等，汉隶走向标准书体的程式化，并因其僵化而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更有活力的书体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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