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的古文与篆书

2019-06-19 1,143 0 举报/投诉

魏国的古文与篆书

“古文”和“篆书”这两个名称,起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

    及亡新居摄(西汉刘婴年号,公元6-8年),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日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日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日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邀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也;五日缪篆,所以幕印也;六日鸟虫书,所以书播信也。
   许慎说及的六种书体名目,其命名,有的是依据书体结构,有的根据用途,划分的标准缺乏一致性。如果按书体分类,古文、奇字是一类,篆书、缪篆、鸟虫书是一类,佐书又是一类。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叙篆文,合以古、籀”。以小篆为正字,收字9353个,还列出了两种与小篆不同的异体字:一是古文,五百多字;一是籀文,二百多字。汉朝人所见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当时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铜器铭文;一种是秦始皇焚书时儒士藏匿起来的儒家经籍抄本,所谓鲁恭王(前155一前129)坏孔子宅而得的“壁中书”,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许慎《说文解字》中所录的“古文”就是这一类。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搐所作的《史籀篇》的抄本,即许慎所说的“籀文”。
    《说文解字》中录写的“古文”,据现在文字学者的勘对研究,与近些年各地发现的战国文字如长沙增书、侯马盟书、温县盟书、长沙简策、中山国铜器铭文等均不同,“许慎所谓古文大约就是邹鲁(也许还有齐)儒生习用的文字"。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即使是这些战国晚期用齐鲁习用文字抄写的经籍,恐怕许慎并未亲见原迹。因为,自壁中书“古文”发现,到许慎《说文解字》创稿,历时二百余年,壁中书乃简册,使用保存的时间不会长久,要辗转摹写才能流传,许慎所见的古文,“大约都是汉代古文经学家辗转摹写的”,既是“六国古文”,当然和秦系的小篆有差别,也不会是汉字的原始形式,而且年代不一定比箱文早.但壁中书的儒家经典是用古文抄写的,古人尊经,所以放在摘文之前了。而且古文与籀文还有地域性差异。
    我们现在说的古文,作为字体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古文名称起于汉代,后世继续延用,泛指秦统一文字前所有的文字,时间地点皆无限制,没有一定的宁形。狭.义的古文指《说文解字》中所见的古文”。
    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有“篆书”这一名称。他所说的篆书专指秦朝的小篆,即秦篆。小篆是取《史M篇》的“搐文”省改而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秦国处周之旧地,沿用周的箱文,逐渐发展为具有秦国特色的文字。秦削平六国混一海内之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国使用已久的文字为基础,进一步省改,并加以规范,如“偏旁都有固定的形式和位置,形体竖长方,其空虚不足之处尽量用笔划填满,不顾象形、指事、会意等意义的体现”。,这就是秦朝的小篆。所以,篆书作为古代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以其源流而论,包括大篆和小篆。籀文是大篆的本名,后来有了小篆,才将箱文称为大篆,《说文解字·叙》中提到的“秦书八体”,就有大篆、小篆的名目了,两者的关系,犹如血脉相亲的父子,相似而又有所区别。
    魏国书法家写的古文,我们可以在立于当时太学的《正始石经》中见到。《正始石经》刊刻于齐王芳正始四年(243),石经只刻成《尚书》《春秋》两部古文学家传授的儒家经典,每字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书写,所以又称《三字石经》。
    《三字石经》中的古文,应该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可能是古书抄写中讹误所致,当然也与抄写者的书法水平有关。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指出: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而石经中的古文“转失淳法”,不过是“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而已。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卫恒的祖父卫凯是邯郸淳的弟子,学邯郸淳的古文达到“示淳而淳不别”的程度,卫恒本人也“博识古文”。卫恒说《三字石经》中的古文“转失淳法”,传卫氏古文之学的江式在《论书表》中说到,《三字石经》“较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说明曹魏石经的古文字法与书法,已经异于汉朝所传的古文。
    卫恒还说到:汉朝发现壁中书时,“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者”。所谓“科斗书”,是类物象形的俗称,我们看到,《三字石经》上书刻的古文,许多笔画“头粗尾细”,并且呈弯曲状,像姗蚌之形,但魏国古文的笔画不是全部类似姗抖形,比如横和竖,两端尖锐,中间粗,似柳叶状,这是笔画形态的特点。古文的结构特点,和秦篆比较,有的繁化,如“一”字写作“犬”,“巫”字写作“否”,“公”字下的“厶”作圆圈,中间还加一圆点;有的则大胆简省,如“逆”字写为“屰”,“遇”字写作“禺”,“鄭”字写作“奠”,都省略了部首偏旁(或是义符,或是声符)。这些繁化和简化的写法,与《三字石经》上的小篆异形,正说明古文是战国时期“六国古文”的遗绪。当时,兼遗儒学的书法家对古文的重视甚于小篆,所以三体中首列古文,比起小篆,古文的年代要早一些。在汉代,研究古文是为了读通古文经,所以精通古文的书法家同时是文字学家。曹魏时期,尽管新书体时髦,但没能动摇古文书法的地位。
    《三字石经》的小篆,“是作为传统的标准字体被重视而刻出”,字法承袭汉篆,笔画细劲,方圆兼备,结构整伤如仪,书法平稳规矩。魏国的篆书,循汉时旧规,常用来书写碑额,字形比《三字石经》中的篆书要大一些,具有装伤性。用篆书写碑额,意在醒目,还能表示古意,以显庄重。现在所能见到的魏国碑额篆书遗迹有以下几种。
    (上尊号秦)碑额,用文篆书“公卿将军上坏号典“。书刻于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200)十月之后不久。笔画蹈方助呵.又粗壮沉厚;字内空白布置得很匀称。字形伯方.体势雄浑,气终宏壮。
    《受禅表》碑倾,“受禅表一行三宇.“受,字上部已种.也见阳文篆书。字法与书法全同《上尊号秦》篆额,似一人手笔。此碑记魏王受禅代汉之事,所谓“表”者,如宋洪适《求释》云:“盖表揭其小,非表奏之表也。”《受禅表》书刘的时间当与《上碑号奏》碑同时。’曹丕了受禅,当时在颖川颖阴县繁阳亭筑坛,两碑俱立于此地。黄初元年十一月.改繁阳为繁昌县(今许昌繁城镇)。

 

 

魏国的古文与篆书(2)

    《孔羡碑》碑面,阴文篆书“鲁孔子庙之碑”。笔画圆润流丽,向背有致,体态周正而秀韵,很有婀娜的风姿,与汉代《华山庙碑》《孔庙碑》篆额风范相近。但“鲁、庙”二字异于汉篆的正宁结构,篆法不很规翅。
    《范式碑》碑额,阴文篆书“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字形方正.笔画四厚,然而笔势不及《孔决碑》篆额写得活脱潇洒.康有为将它归为“华艳”一格。虽然书法仍是汉篆一路,字法已见比化.如“庐”宇中的“田”字似“四”的写法.似乎可以察觉到篆书书法在魏国且出交分的征候。
    《苏君神道》题字,阴文篆字“魏故特督平寇将军关中仅广平曲粱苏翁之神近”,五行二十字。河南洛用出土。写得方正稳当,布白匀称,笔画刻得光沾,横画平铺则显无力悠.纵笔垂画的末端多呈说状.少了“无垂不缩”的遒势。似乎是用隶法写篮书。
    魏国碑额、神道上.书刻的策书,《上移号奏》与《受禅表》雄浑圆厚,装饰性和古怠兼具,乃当时大家手笔,这是一种类型。《孔羡》《范式》两碑额笔画回润流转,颇显姿态,大有汉碑额派书“婉而通”的遗的,又是一类。《苏君神道》虽然结字工德,似布白过匀.无疏密迭宕的姿态.结构显得松懈。书写者不自觉地采川了求法。依违篆来而失势,可谓新愈不显,古意不明,别为一类。
    魏国的碑刻篆书.仍承袭汉篆遗风.宇法略有讹变.真正在书法上反映魏国篆书变局者,是《苏君神道》上书刻的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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