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书法 洛下新风

2019-06-19 1,856 0 举报/投诉

魏国书法 洛下新风
魏国书法有其“两面性”。一面是承袭东汉流风。魏国初建时刻立的《_上尊号奏》《受禅表》及正始年间书刻的《三字石经》所见隶书,取势方正,波碟方棱,字形引长,仍是东汉《熹平石经》的隶法,可谓“鸿都流风,去之未远”。魏国的著名书家,如邯郸淳、梁鸽、锤繇、胡昭、卫凯、韦诞,都是由汉人魏的士人,锤‘胡师法刘德异,卫、韦出于邯郸淳,而邯郸淳的师承渊源于汉朝名家,他们的书法风格,奠定于东汉,笔下岂能无汉法。而且曹魏时期盛行的各种书体,无论是古体的篆书,正体的隶书,还是今体的草书、行书、正书,东汉时业已流行或者产生。由书体而言,汉、魏书风是一脉相承。
魏国书法的另一面是变异和发展。
先看古文,卫恒《四体书势》说:“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邯郸)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卫恒站在东汉旧法的一面指出魏国书家写的古文已非东汉古文,说明继承中已有变数。
其次隶书,也出现了与东汉隶式不一样的作品,最显著的书迹,是风格端庄流丽的《曹真残碑》,它那出锋尖锐的挑笔撇画、圆厚的捺笔、有些斜度的横画,都很生动,但也可以察觉作者书写隶书的笔法已经异于汉法的常规了。碑中的一些点画形态和偏旁部件的书写,还掺人了正书的写法。这不会是有意为之,就像当时的正书中还有隶笔一样,仿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自然,很正常。大概有些点画,在曹魏时期的隶书和正书中可以“通用”,有些写法可以“借用”,魏国的书法家并不计较,更不会因为某些笔画的“通用”及一些写法的“借用”而混淆隶书和正书的区别,是“当局者不迷”。年代久远之后,局外的书法家执著于隶书和正书“完形”的标准式特征来衡量分辨那时书迹的体势,反面麻烦了,对一些隶楷兼有的笔体无从判别其书体的归属了。
正书,这种书写体势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东汉。它的来源,有的说是隶书,有的说是行书。总之,它是在隶书俗写体的基础上演变面成的。现在所见篇幅完整的正书作品,年代最早者,是锤爵写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的《贺捷表》,是向朝廷上的奏表。当时曹操当国,虽然刘协仍是皇帝,却只有空头名义,如同曹操手中的玩偶。次年正月,曹操病死,十月,曹巫就代汉称帝。因此,正书确立的时间,通常定在曹魏时代,或者说汉魏之间。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传世的锺繇正书。都是给朝廷的上表,这表示曹魏时期的一些比较郑重的文件,也可以来用正书这种新书体了。这是一种新的风气,并且扩散开来,不但士大夫写正书,宫廷的书更也研习这种书体,用以抄录文件,说明正书地位提高了。
锺繇写的正书,就是最初的楷书。锤繇的正书,横画的收笔采用了“顿势的笔法”,使用了“硬钩”,捺笔写得直利,点画已是敛笔顿按,这些,有的是吸收了隶书俗体的写法,有的是加工改造,把正书笔画规则化、条理化了,而且在结字上呈现出敬侧之势,又写得端正匀称。近些年,吴国的简犊文书出土了很多,其中也有正书,但是,吴简书写年代都晚于锺繇的正书,笔画是纵粗横细,不及锺书瘦硬,尚未采用硬钩的写法,结字也不如锤书敬侧多姿,显得古朴保守一些。
在曹魏时期,行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行书形成于东汉,成熟于曹魏时期。最著名的行书书法家锺锤繇和胡昭,卫恒《四体书势》称:


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异,而撞氏小异。


锺、胡二人的行书,也是有差别的,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


二子俱学于德异.而胡书肥,锺书搜。


由此看来,卫恒所说的锺繇行书“小异”其师刘德异,大概在于“瘦”;胡昭的“肥”则表明他俗守师法,所以不存在与刘德异相“异”的问题。“瘦”与“肥”,是锺、胡两家行书的明显特点,估计也是两家书法趋新和保守的分野所在,所谓“古肥今瘦”。如果以这个标准来推测,锺繇行书的“瘦”,大概正是他对东汉行书加以“改造”才产生的特点,是他对东汉行书的发展。那么,曹魏时代行书书法的“新”,也可以由此探得消息。
正书是在曹魏时代得到确立,这时的行书也比东汉行书大大地“新”了一步,成熟了。不仅如此,正书、行书经过锺繇等书法家的整理、加工和提倡,开始在上层的士大夫间流行起来,提高了地位,成为当时既合用又时髦的书写体势。因为上层社会的书法家有着学习环境上的优越和方便,流传起来很快,他们的资望高,能对社会风气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写正书和行书的时髦风气又自上而下地普及开来。此后,一直是上层社会的书法家领导着正书、行书和草书的新潮流。
洛阳的书法新风,可以用书法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解释,但是,这还不足以全面说明为什么当时的书法新风发生在魏都洛阳,而不是吴都建业或蜀都成都。我想,这与洛阳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和曹魏广泛网罗人才的政策相关,而曹魏时代的人文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应当注意的,则是洛下出现的新文风。
东汉时期的文学,庙堂丽制,是皇帝身边的侍臣所弄,民歌乐府则出自民间作手,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高。曹魏时期,文学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曹氏父子都热衷于文学创作,他们地位高,用不着像文学侍臣那样看皇帝的脸色作诗赋,用不着装扮成滑稽相写幽曲的讽喻文章,用不着以自己的文才粉饰他人的浮华生活。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曹氏父子还一反传统,摒除了汉代文士惯用的浮辞丽藻的夸饰,利用明白晓畅的民间乐府形式,通脱地唱出了慷慨苍凉的人生调子,叹咏令人哀伤的离乱生活,不再用文学去说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大道理。于是,文学贴近了生活,人成’犷文学的主题。曹氏父于凭借着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和文学上的卓越才能,成为那时文坛上开一代新风气的领袖。文学的地位也由儒家政教礼制的工具,转变为士人抒情咏怀和表现人的精神风范的艺术手段。文学里有了人的觉醒,有了人的“风骨”,也有了独立于经术的自在价值。
文学是社会生活最敏感的神经,曹魏新文风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动,观念的变化,也指示了人文风气变迁的路向。书法家陶染时风,际会文运,也造就了大写新体的风气。书法家采用东汉业已在下层社会流行的种种俗写体势作书,正可与文士们取资民间乐府形式作诗相比拟;书法家凭藉一笔漂亮的书法展现个人风韵,可以比之于文士们借助文学表现自己的文才。书法里也有了一种人的“自觉”,然而,书法毕竟是以“形体”来作表达的媒介,不如文学以“文义”吐露胸襟来得显彰,而且书法不能像文学那样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如文学传播的速度快、影响大、直接作用于社会和人心。但是,曹魏书法随着时代的变化确实大大演进了一步,即使书法是趋应新文风之后而形成新风气,它也称得上是“洛下新风”的重要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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