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刻帖概况及其特色

         “靖康之变”所带来的文化劫难当然是巨大的，仅是宣和内府显赫一时的典籍图书、书画古器等，遭劫北运之间，就几近散亡。因此，南宋政权在应对复杂的军事对峙时局下，也把文化重建视为峻急要务之一。于是，高宗赵构定都临安未久，即于绍兴十年(1140)诏建敷文阁，十二年复建太学，十三年复建秘书省，并下诏搜访天下遗书，所谓“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自削平于僭伪，悉收籍其图书，列圣相承，明诏屡下”，“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自是而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絫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阐述的就是当时特殊时势下的国家文化政策。
  
           “中兴之主”赵构，秉承祖宗风气，痴迷书艺，政务之暇，亲染翰墨。他在绍兴十年与秦桧论书法时，就明确提出了“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的个人观念，当然这也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绍兴十一年，高宗下诏以御府所藏《淳化阁帖》旧帖刻板，置国子监，后世称为《绍兴国子监帖)(简称《绍兴监帖》)十卷，首尾与《淳化阁帖》“略无少异”。而《淳化阁帖》十卷，虽然是历代丛帖，但所收历代一百零三家凡四百二十帖中，钟、王法书占据了显赫篇幅，尤其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法书有五卷共计二百三十五帖(含少量重出者)之多。因此，一部《淳化阁帖》就是一部在艺术上以“钟(繇)、张(芝)、二王”为中心兼及历代帝王、名臣的书法史。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淳化阁帖》原版已毁的情况下，《绍兴监帖》的模刊，不仅深刻体现了宋代帝王对书法艺术的一贯态度，同时也成为南宋翻刻《阁帖》的先行者和重要一脉，在一定程度上倡导了南宋刻帖的风气。

         根据历代著录资料可知，南宋刻帖自绍兴至咸淳，六代近一百四十余年间都很丰富，目前只有最后的三代(恭帝、端宗、帝昺)数年间不见有刻帖形成的记录。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刻帖分布的地域，则以京城临安(杭州)为中心，还相对集中于越州(绍兴)、永嘉(温州)、湖州、镇江、鼎州(武陵，今属湖南常德)、泉州、建安(今属福建建瓯)、赣州、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施州(湖北恩施)、汉东(今属湖北随州)、成都、嘉州(四川乐山)、益州(四川广元)、庐江(江西庐山)、南康军(江西星子)、清江(今属江西)、姑孰(安徽当涂)、福清(今属福建)、澧阳(湖南澧县)等地，几乎遍布了大半南宋疆域的主要州府。

         至于当年的南宋刻帖总数究竟有多少，如今已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综合著录资料与拓本传世情形，大致可以钩考出在形式或内容上均为不同类型的南宋丛帖六十种以上(参见本节【附表】南宋主要丛帖一览表)。南宋刻帖之盛行，由此已可窥大概。至于单刻(单帖)，因为私摹更夥，加之历代疏于整理，著录零散，就更加无法作出数量上的估算。在艺术文化价值方面，绝大多数的单帖也无法与丛帖相颉颃，加之南宋单帖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兰亭序》的大量摹刻方面。因此，南宋丛帖可以集中地反映出当时的刻帖文化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