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的欣赏观—“识书者自有优劣”

    作为帝王，宋高宗赵构确无治国济民之能，但热心翰墨，才识也不低。所著(翰墨志》一卷，内容宽泛，凡书体、书史、书技等皆有论及，且不乏精辟之见。如称: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
    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扰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
    制方如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驳驳，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
    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鹤，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他承认宋代从开国直至太宗皇帝，才开始有书法的关注，但并没有特出的能手。李建中以“字形瘦健”始得名于一时，赵构认为他“绝无秀异”—这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信息。李建中以唐人为法，具有字势瘦健的特点。如果李书在唐代，可能也数得上一家。只是这面目不是自己的新创，而是取之于唐人，其审美价值就不高了。在赵构看来，仅“瘦健”是不够的，还必须求“秀”，必须有“异”于前人。说明到了南宋，作为帝王的赵构居然也不满足于唐人面目的重复了。熙宁、元丰以后，蔡襄、李时雍的书法也只是方正平板，为森严的法度所拘，了无自己的面目。直到“苏、黄、米、薛出，笔势澜翻，各有趋向”，赵构对四人的有异于前的面目是热情肯定的。但社会上对他们的艺术毁誉却很不一。赵构的态度是:不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是“家鸡”也好，“野鹊”也好，“识者自有优劣”。较诸李世民，艺术上要开明许多。纵然是“野鹊”，“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有艺术个性，就有存在价值。
    他看到同时代人审美爱好的差别，也看到了不同时代人审美爱好的差别。

        晋起太极殿，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当时名士已爱重若此。而唐
    人评献之，谓:虽有父风，殊非新巧，字势疏瘦，如搞木而无屈伸，若俄隶而无
    放纵。都之乃无佳处。—岂唐人能书者众，而好恶遂不同如是邪？

    晋代名士那么器重献之书，而唐人(实即唐太宗李世民)竟贬王献之书全无佳处。赵构不理解为什么同一人的书法在不同时期会有如此悬殊的审美评价。他找到的唯一理由是“唐人能书者众”。但这理由难以成立，“唐人能书者”并未否定王羲之，他忽视了唐人轻献之是谁带的头?(李世民撰《王羲之传论》独尊右军有多大的分量)，更不理解大唐盛世那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审美理想，在大王书中的体现。但他看到了书法审美在不同时代、不同人中的巨大差异。
    在《翰墨志》中他对苏、黄等的书法除一句“笔势澜翻，各有异趣”外都无具体评析，唯一提到米带，他认为“带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人能品。”认为“米带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米带何以取得这一成就?他的看法是:

        以带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
    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杆昂，珠不究其
    本中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通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
    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米字亦然。又带之诗文，诗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
    词翰同凌云之气，览者当自得。

    赵构并未给苏、黄等列品，米带也仅列“能品”。但他实际上对米字是极为赞赏的。赞米莆“沉著痛快”，以六朝妙处酝酿其风骨，因而“自然超逸”。连米之诗文，也“出风烟之上”，“同凌云之气”。这里不讨论赵构对米莆评价的准确与否，却从这些评价中获得了南宋时期学书情况的一些信息和此一时期人们的审美理想是什么。
    此一时期“喜效其法者”，不是个别人，而是有一定数量了，且出现了比较普遍的毛病“不过得其外貌”。注意到其书“高视阔步，气韵轩昂”。但重要的问题是“殊不究其本中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而赵构所重米带者，正在其“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而且格调“出风烟之上”，“同凌云之气”。也就是说，他所崇尚的仍是“六朝妙处”，唐人法度森严之书，其《翰墨志》居然不置一词。甚至对唐人从法度上分析晋人书法成就，他也是反对的。如说:

        唐何延年谓右军永和中，与太原孙承公四十有一人，修拔楔，择毫制序，用
    蚕茧纸，鼠须笔，道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体。就
    中“之”字有二十许，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
    百千本，终不及此。

赵构的欣赏观—“识书者自有优劣”（2）

    对何延年所述这一事实，他持怀疑态度。

        余谓“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如者”，恐言过矣。右军他书岂减《楔
    帖》?但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转在心目
    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犊，数行数十字，如寸佛片玉，玩之易尽也。

    他的这一分析，不无道理。强有力的论据是:谁能具体指出右军他书逊于《楔帖》?其他翰札多则数十字，少则十数字，一览无余。此帖三百余字，展玩不易尽，越不易尽越觉其美，基本原因在此。唐人法晋，也把晋人神化了，把《禊帖》绝对化了。赵构从审美状况作分析，当然有他的道理。
    他是单纯从字数多寡看问题，也把审美活动简单化了。第一，《禊帖》究竟不是“千丈文锦”，需要“卷舒展玩”;第二，右军并非只有《楔帖》书字最多。为何自来人们特重呢?这就仍需要回到作品本身来。虽然王羲之写过长长短短许多篇章的字，但每件作品的写作时间、条件、心态却不都一样。孙过庭倒是考虑到“五合”。最佳的作品，常常需要各种条件的最佳配合。《禊帖》产生的特定时刻、环境、气氛、心态、旨趣，恰是使王羲之临场发挥的最佳时刻，赵构压根没有想到这一点。虽然他怀疑王羲之“醒后更书百千本”的可能性，却不曾更深地思考一下，作为潇散放任的东晋名士，会不会有此心意为一纸序文去下这种功夫?后之好事者如此附会，无非在说明书圣尚且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名迹”，逞论学之者了。
    问题的讨论倒使人们发现:赵构似乎确实将书法看做是一种超逸的技艺，根本不承认书者有影响于创作的心态和情致。从其所有关于书法的言论看，他承认书家的工力修养，承认时代对书家精神气格的陶养，但是他不曾注意到书家的创作情性。这正是他认定《兰亭》无异于王羲之他书的主要原因。
    且看他对书法艺术的理解:

        余尝谓: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化，迹出窈冥，未易以点画工，便为至
    极。苍、史始意演幽，发为圣迹，势合升象，德该神明，开闺形制，化成天下。
    至秦、汉而下诸人，悉胸次万象，布五模范。想见神游八表，道冠一时;或帝子
    神孙。廊庙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经明行修，操尚高洁，故能发为文字，
    照映编简，至若虎视狼顾，龙骇兽奔，或草圣草贤，或绝伦绝世，宜合天矩，触

   涂造极。非夫通儒上士，拒可语此?岂小智自私，不学无识者可言也。

    赵构尽管把“字法”(实即写字之法)看得很微妙，把文字书写之功，首先看做是得天地造化之功。书法形势的根据在“窈冥”之中，而不是现实的再现。但“势合卦象，德该神明”，得以构成或开或阖的形制。—这些认识充满了神秘的随意性色彩，而无严谨的科学思辨。  他甚至认为古人能创造那样奇妙的书法，根本原因在于有天赋的素质:“秦汉而下人”，“胸罗万象”、“神游八表”，他们是“帝子神孙，廊庙才器”，更兼能稽古人妙，用智不分，经明行修。操尚高洁。故能发为文字。

     从整个观点看，他不仅把文字与书法混为一件事，未曾考虑到文字功能(在于以形表音表意)与书法功能是有区别的(书法偕表音表意的文字，经书写构成书法艺术)。而且这一认识，就必然得出这样结论:后来者不可能取得“秦汉以下诸人”素质和书写条件了。这些论点，不能说明问题，没有认识上的意义。—他自己不也是“帝子神孙”?
不也是“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而且“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为什么仍不能达到古人那种境界呢?是不是这个时代还一定要去重复古人那个时代产生的风神呢?他似乎还没朝这方面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