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访问书法思考网,注册用户可以投稿!
  • 嘟嘟券新版已经上线,领券再购买可省下很多钱嘟嘟券

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693次浏览 0个评论

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

    赵宋凡三百一十七年,其间,自太祖赵匡胤扫平五代纷乱,定都汴梁,迄于徽、钦二帝为金人虏掠,是为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960年一1116年)。南宋建都临安,自高宗赵构建炎元年至恭帝德裕二年,凡一百四十九年。(1127年一1276年。按,另说终于赵丙祥兴二年,即1279年,如此则南宋历一百五十二年而终。总二朝当为三百二十年。)
    五代混乱,民生凋敝,文化学术遭到惨烈的破坏,然五代当唐之后,虽兵燹遍野,前代文化的宏大影响亦难泯灭,流风遗绪,隐然而存。再者,大凡动乱的时代,书法创作即或因世乱而未能勃盛,但动乱之秋,一统的思想自然瓦解,定尊的观念,亦复削弱,故思想反而活跃,种种新观念反而易在“失控”的时代产生。
    赵匡胤扫平海内逆乱,一统天下,中国社会便又在大乱之后步人了另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然而宋朝的建国,不像秦、汉、卜唐那样,是仰凭强大的军事力量,久历征战,以赫赫的武功去开创帝国,乃系旧朝中的拥兵者碎然揭帜自立,这便是史称之“陈桥兵变”。所以,宋朝的国势,以武功而论,即在开邦肇国之时,也不能与汉、唐相并论。因此宋朝历代帝王,悍鸷雄强者寥寥,文弱儒雅者比比。这种状况,虽不足以开边拓土、御敌抗扰,却反助成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赵宋从太祖起,就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云:“帝即位,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以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太祖奉行的这一政策,本意唯在约制、削弱异己势力,稳定、加强皇权,但却产生了另一个他始料不及的副产品,这便是因文臣执掌权柄,在客观上促成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宋之诸帝,好文事,耽艺术,每下愈甚。在仁宗时,尚能理国事,唯在万机之暇以艺事遣兴。欧阳修佃田黔:“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至赵信,则几乎倒置本末,为翰墨而忘万机,虽异国兵临城下,也未能投笔操戈。上好下甚,君臣竞相推励,至靖康之役,终于身为囚虏,国破身亡。所以,俞剑华先生说,“宋以艺术亡国”,实为的论。
    自中唐以后,“古风”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市民的享乐主义,所谓市民文艺亦应运而生。于是传奇、词、曲兴,言情哀怨之声起,雄强慷慨的古风随时而衰。康有为称:“宋称四家,君漠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削弱矣。”“笔力”、“国力”并论,未必尽然,但时移世变,风气不同,从宏观氛围上说,对艺术不能不有所影响。盛唐仕女画,丰腴庄严,至宋而纤弱;盛唐诗歌,怀古伤时,浑朴沉厚,经晚唐的李、杜,历五代南唐后主而至于宋,则闺怨之声渐起、哀婉之音日隆。这种大趋势,与书法的“意态更新”,大体一致。潮流如此,民俗相附,书法也因城市的繁荣,而广为市民所用。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食店卖酸嫌者,皆大书牌于通衢。”而学校、文人斋室,亦无不书匾额以高悬。
    中唐前,游戏文字尚少,魏、晋时谐谑语虽不少,但刘伯伦、稽叔夜、阮嗣宗等,不过是以戏语道隐痛。从孔丘至韩愈,载道始终是文论要义。中唐以后,士大夫者流的游戏文字逐渐多了起来,笔记体文字由此产生。宋有东坡的栋坡志郴等,至明,此风大盛。这种文体,不以传道为宗旨,不过是作者信手所为,聊以遣兴,“姑妄言之”而已。而读者,则“姑妄听之”,随意任情,轻快自由。这样的趋势,书法也与之同步,因为,这种转变是一种美学思潮,而不仅是某一类艺术的嬗易。前代作书,为“道,’;宋人,则为“书”。“书”者,抒也,即抒写襟怀、聊以遣兴。因此,“墨戏”之说,盛行于宋。观念变了,所以,尊法者崇晋、唐,求新者则崇宋。
 

 

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2)

 
 

    唐代虽然遍设有待诏、供奉、只候等画官,五代西蜀、南唐也设有画院,但就规模及对艺术家的优遇而言,却不能与宋相比。宋在开国时,即太祖、太宗二代,相继剪灭西蜀、南唐,灭国高手大师,尽随亡主先后归宋,宋唾手而得天下俊才。到政和、宣和年间,书画院又独许以待诏列班,画院居首,书院次之,琴院棋院再次。书学博士也设于北宋。
    这种制度,很近似欧洲皇室、贵族的豢备画师、乐师。但在欧洲18世纪前,宫廷画师和乐师地位低下,其待遇,远不能与我国宋代书画院的艺术家相比。这自然与帝王的偏爱有关,赵氏酷爱书画,北宋九帝,人人皆书画高手。
    画院设于宣和年间,南渡后仍承其制。赵估时代,更设书画学及书艺画图等局。
    《宋史·米芾传》:“建中靖国三年六月壬子,置书画算学。”又,“大观四年三月庚子,诏……书入翰林书艺局、画人翰林画图局”。除此,还设书画博士。
    《宋史·米芾传》:“召为书画学博士。”
    书学博士创于隋。《唐六典》:“隋置书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皇朝加置二人。”这样的规模与待遇,远在宋之下。宋特许书画院以待诏列班,这是很高的荣誉,何况,宋代诸帝,每与善书的大臣、名流论书画。宋诸帝嗜书的家门风习,实由太宗奠定。太宗赵灵善真草,并出御府所藏真迹,命侍书王著临榻刻版,这便是淳化阁帖。又据《宋太宗实录》载,太宗尝召葛湍,问徐兹对自己所书草的看法如何,湍曰:“铉留心篆籀,不闻圣草。”灵又问:“铱尝见脱书否?”湍日:“臣僚非赐诏,无由得观。”灵喜,遂于轴中出御书二纸日:“一以赐汝,一以赐兹。”
    这种情况,到徽宗时尤甚。米带曾奉诏至琼林殿作书,赵估垂帘而视,带反系袍袖,跳跃而书,至妙处,乃抗声白:“陛下,奇绝。”米芾在帝王前的这类癫狂举动很多,一些俗吏也一再弹带行为不谨,但赵估总以“俊人不可以法拘”去婉为回护。
    北宋画院,至徽宗政和、宣和年间而极盛,并有“书画院出职人员佩鱼”的制度。何谓“佩鱼”?即“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这种标志地位显赫的佩饰,起于唐,本称“鱼袋”,不过唐的“鱼袋”是作为官吏的凭信证件,宋则变而为“明贵贱”的标志。《画继》载:“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独许”不应理解为其他显宦达官都无此资格,这不符史实。而是指在内侍省所辖的“琴、棋、玉、百工”等诸伎术人范围内,“独许书画院出职人”。即使如此,也便使书画家获佩鱼之誉,而跻身于“贵”的秩位了。政和四年(1114年),赵估作他鹰图》,为其题款志的,正是蔡京。乃至,徽宗书传于后世的,与京相混。南渡后,秦桧辈复以翰墨邀媚于上,也如蔡京之流,以书蒙宠。
    书画院的完善,不仅促进了书画艺术的繁荣,也在制度上保证了艺术家的地位。仅宣和元年,授画院待诏、书学博士的人就达立十八人。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元年,授职者二十七人。所不同的是,北宋许佩鱼,南宋则赐金带。这种由制度所带来的誉望,极大地激起了上层知识分子趋慕书法的热潮,书法不仅可以助人登攀仕途,也成了上层文化圈的荣誉标志。“玩”书的风气,一时大涨。
    自太宗刻淳化阁帖后,仁宗又命僧希白刻石于秘阁。徽宗时又刻续法帖、大观帖。直至理宗时,更出内府所藏《兰亭》一百一十七本,刻为帖,此即俗称之《兰亭一百一十七刻)。桑世昌讥《一百一十七刻》日:“此书累十余卷,不过为晋人一遗帖作,自是无益,玩物丧志。”
这部刻本,实开古今繁琐论艺的先河。如果说,在北宋年间,书法仍炽燃着性灵的灵光,而至理宗时,灵光已暗弱,理宗距南宋亡不过五十年。书法的生气至此也奄奄一息了。如桑氏所讥,《一百一十七刻》开“玩物”之风气,“玩”至后代,即一砚一盂亦沦为玩物,嗜玩之癖,由此滋蔓。
 

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3)


    加之,宋代文人,有品茶论艺的习俗,彼此研讨诗、书、画,成为这个时代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而理学又专讲心性,将书画视为陶冶心性的一个手段。思想的多元化,至宋而大备,尚意,尚法,养性,遣兴,悟禅达道,空灵,实用,共行并存。宫廷、寺院、文人斋室、民间店肆,各据需为用,自然,书法思想也便不可能单一了。在宗源取法方面,所谓碑、帖的歧异,也因大量阁帖的摹刻、流行而形成,直至清末,两大流派,消长沉浮,壁垒相对。由于实践的多元竞存,理论也呈现了多元的局面,较之唐人的单纯崇王,是丰富多了,但像《书谱》那样精深的专著,则极少。宋人论书,更多的是题跋笔札,风气所至,几乎到了无文人不言书的地步,简直成了时髦,即使只言片语,往往也足以“点破天机”。所觉遗憾的是,极少构成洋洋大观的理论著述。在文人的社交生活中,作书论书,成了风习,此亦为宋人所异于前代之处。魏晋尚玄谈,唐则为酬唱,宋则在饮酒品茶时“玩墨”。
    宋四大家之一的蔡襄,即以知茶名世,撰《茶录》二卷,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提到蔡襄所制小片龙茶,每斤值金二两。襄侄蔡缭在所撰《铁围山丛谈》中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甚。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无以加矣。”吴应箕《南都纪闻》载:“金陵栅口有‘五柳居’,万历戊午年,一僧赁开茶舍,宜壶锡瓶,时以为极汤舍之盛,……然饮此者,日不能数客,要皆胜士也。”这类茶舍,是所谓雅所,人而品茗者,无引车卖浆之徒。故耶律楚才诗云:“同成雅会清茶话。”
    在饮酒品茗间,少不了“玩墨”,最有名的一次盛会便是“西园会”。李公麟、苏轼、米带、黄庭坚、秦观、张未、兄补之以及东坡弟辙都在场。这些当时的一流艺术家聚会在王洗验马的府邸中,作画、赋诗、作书、听琴。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习俗,是对书画院论艺事制度的一个补充。至于酒肆,因宋以酒税补岁人,尤其南渡后,酒肆遍及京师,一般平民所饮的地方,叫“散酒店”,即以零钱沽酒,而上层有闲文人,则在雅肆。这类习俗事实,在《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中,记录不少。即帝王,如仁宗,也每涉足茶舍酒肆。东坡好的书法作品,往往是醉后为之。此外,青楼遍布京城,市民、文士好尚栽花。这一些习俗,使一般文人视艺术为“玩艺”。宋代文士,是全力以赴地去“玩”的,较之盛唐前那种严肃气氛,又是另一番滋味了。这种“玩”法,往往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帝王嗜好书、画,竟至不顾亡国之危。北宋书、画艺术在理论、实践及制度上,最繁荣、完备的时期,正是徽宗宣和年间。而宣和下距北宋亡,金人虏徽、钦二帝,不过六七年(宣和元年为公元1119年,至宣和七年,赵估让位于钦宗,是为靖康元年。次岁,即公元1127年,北宋遂亡。)故元臣康里巙巙曰:“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住阮艺忘政,终至失国,是失之于此而得之于彼。赵估为人君,算是“历史误会”,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性在文艺。以艺术而论,如王静安先生所言,当以天真视万物,多一分机智,则少一分天真。五代西蜀、南唐亡国之君孟昶、李煜,也与赵估同,是“天真”的艺术家,糊涂的帝王。以宣和书画繁荣的盛况而论,不能不谓赵估有功。这是不能以政治的成败论艺术得失的。
    因制度的影响、皇室的嗜爱、艺术思想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求,宋代书法思想明显地呈多元的形势。其中,有两大发展是尤为重要的,其一实用领域的扩大,从科场扩大到市井商业的店肆,书法更广泛地向社会渗透;其二,纯艺术思想的兴起,文人潜心于“玩墨”,书法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丨如未注明 , 均为原创|如侵权,联系删除丨本网站采用BY-NC-SA协议进行授权
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宋的文化政策与多元的书法思想
喜欢 (0)
关于作者:

您必须 登录 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