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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的独领风骚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801次浏览 0个评论

沈尹默的独领风骚

建国初期书坛人事变动和重新组合,导致了书坛流派力量对比的分化。人员变动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政治上革故鼎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退出大陆,一大批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人也相继退出大陆。干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又是监察院长,属于当朝权要,他的退居台湾无论是思想上还是逻辑上都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有些并非当朝权贵,也由干各种原因或远游他乡,或蛰居台岛,如张大千、溥心舍、黄君璧、陶寿伯等,这是一个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
    于右任由于政治原因脱离大陆书法舞台,使原有的双峰对峙局面起了根本的变化。《草书月刊》只出到民国末即宣告结束,而后又在台湾重张旧帜,一些骨干人物如刘延涛也随于右任一起赴台,使轰轰烈烈的标准草书社自然解体。仅仅这一个社团的解体也许并不那么举足轻重,但于右任的北碑体行草风也一起被席卷而去,至使这一系统在大陆既缺乏领袖人物也缺少基本力量,这却是有关建国初期书坛格局的大事。于右任的退出大陆,标志着自沈曾植以来以北碑入行草的种种对清代碑学书风的发展与改良,终于寿终正寝,作为一个书法系统,它是一蹶不振了。因此,我们在此中看到的不是一个个人(于右任)或一个社团(标准草书社)的进退,而是一种本来十分稳定的强大流派的消歇。从清代北碑风经赵之谦、李瑞清、曾熙,再由沈曾植析出行草一支到于右任,尽管各有不同的形式表现,但都可以在碑学系统中找到渊源。因此,它是属于近时的传统立场的。现在,伴随于右任的因非艺术原因的退出大陆书坛,这一渊源与系统终干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原有的作为双峰对峙的另一方:崇尚晋唐的沈尹默系统,突然因于右任一冀的被抽空而无所适从,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在既没有对手也没有同盟军的状况下,经过短暂的四顾茫然之后,沈尹默系统毅然独力挑起了重振书坛雄风的历史重任。请注意,此时的重振,并不只限于理解为重振二王流派这个沈尹默个人的目标,而应该理解为对整个书法事业的振兴—在百废待兴、书法又没能获得足够的重视之际,流派这样的局部概念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书法事业的能否振作,却是直接的当务之急。尽管我们并不以为沈尹默绝对不对他的二王系统抱有偏爱,而他一旦身体力行,也必然本能地会以二王这个他最熟悉亲切的对象引为根基,但其目的仍然不是流派的,而是全书法的。换言之,他的振兴并不针对潜在的北碑流派的威而狭隘地扩大自己地盘,而是针对书法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为书坛所有的流派作代言人,只要书法存在,每个流派也必然存在。
    作为建国以后书坛的领袖和代言人,沈尹默有着当之无愧的业绩。他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名人,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也有过很好的私谊。因此他的努力也就能上通下达,成为一种获得全社会支持的重要见解。特别是在与于右任的国民党元老身份相比下,沈尹默的文化名人、学者、民主人士的身份更能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而为时所用。1949年上海刚解放,陈毅市长就访问沈尹默并聘沈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被中央政府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它是书法家集中最密的地域、又是书法二王系统的大本营),沈尹默的这种政治待遇,是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人。要了解建国十年间沈尹默书法活动的数量与影响,我们不妨作一表例:
 
1950  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    
1952  撰写《谈书法》。    
1955  《书法漫谈》在《新民晚报》上连载一阅月。    
1956  领衔参加北京时人书法展览。贡献精品。    
1957  出任《学术月刊》编委,发表《书法论》等重要书论文章。    
1958  在《文汇报》上连载《学书丛话》,并撰《王羲之与王献之》、《谈谈魏晋
以来的主要几个书家》、《书法的今天和明天》。    
1959  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0  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1  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被选为主任委员。  

 
    截止20世纪60年代,有哪位书家能像沈尹默这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书法事业?又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有效地利用作为知名人士的身份尽力为书法鼓吹呐喊?60年代以后,书法有了些许新气象,他的建树也更多,但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书法活动。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到终期,书法像个被打入另册的小媳妇,要涉足它就要冒着鼓吹封建主义、怀旧意识,与火热生活格格不入的危险,是则沈尹默的努力奚复待言?
 
 

沈尹默的独领风骚(2)

 

    为了书法重兴,沈尹默甚至利用他的私谊.向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沈夫人褚保权曾有一段回忆,引录出来是颇有价值的:
      “解放以后为了推动和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尹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工作。他还写信给毛主席,谈了自己对这方面的设想和计划。1959年,我陪同尹默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会见老年委员时,夸奖尹默‘工作得好’,尹默回答说‘我贡献很少’。会议闭幕,周总理设茶会款待,之后,陈毅同志又设宴招待我们。席间,尹默就如何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陈毅同志说:‘陈老总,新中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国际威望越来越高,围棋你倒很重视,有了组织,书法为什么不抓一抓呀?日本现在学书法的人很多,我们再不抓紧,今后怎么与人家交流?’陈毅同志很仔细地听取了尹默的意见和他的一些设想。
    我与尹默回沪后,很快就收到陈毅同志托上海市人民政府转来回音,说尹默的意见已向主席汇报,中央同意在上海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
                                                      —褚保权《忆尹默二三事》
    这可以说是关于书法的最高级对话,对到党和政府首脑一级。我们当然不能说,1959年的沈尹默的呼吁即决定了书法振兴的命运。事实上,早在1956年北京已经举办了书法篆刻展览并成立了“中国书法研究社”,而且借首都地利之便,集聚了许多知名人士如叶恭绰、陈云浩、郑诵先等参与此事,连郭沫若也十分热心。因此,沈尹默应该不是个开创者。但我想他应该是个登高一呼者—我们找不到郭沫若、叶恭绰等人呼吁书法的证据,那么应该指沈尹默是成功者。
    沈尹默提到了与日本交流的理由,这虽然不是一个艺术本身的理由,但却是个十分重要引人注目的外交需要的理由。事实上,北京的“中国书法研究社”在成立时,主要也是考虑到对日交流的因素—这使它具有较被动的成分在内,因为成立的同年,“中国书法展”就赴日本东京展出,而在“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时的展览中也已有了日本方面的书法13件参加,因此,毋宁说这个社团成立本身就带有作为两国书法交流的便利目的在。这使得沈尹默的呼吁有了实际倾向,同时也反证了当时书法的艰难处境:如果没有这种外交需要,书法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面对陈毅这个国家外交部长,沈尹默可以强调外交需要以求引起重视,但他本人对书法的热爱却是一以贯之,不因外部需要而时起时伏的。若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他在1952, 1955年发表书法论文的动机了。
    沈尹默的积极一面已如上述,他作为书法领袖的地位也无可非议。那么,他的消极的一面又何在呢?我们也愿意指出:作为一代领袖,沈尹默的素质还欠弱,而且他也缺乏足够的思想谁备。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书法观有严重缺陷。作为一个流派局部的代表,沈尹默强调二王式魏晋风度的价值,以与北碑派分道扬镰,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当他成为整个书坛的代言人之后,他原有的二王式古典至上的观念却显得是那么的偏狭。他推出了‘个门派意识过于明显的书法模式,使丰富的民国多元构成开始走向定于一尊。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心胸狭隘有意抑此扬彼,但出于本能的这种偏爱,却暴露出他作为整个书坛领袖的思想准备、观念意识准备的不足—他还是习惯于以民国时的沈尹默立场来说话,却很少意识到自身位置的转换,并对这种种转换作出适应的调整。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还罢了。问题是他的古典主义、二王正宗的观念下必然包涵着一个技巧至上的思想内核。于是,从流派立场的不能兼收并蓄又引出更深层的艺术观与技巧原则相冲突的矛盾—沈尹默必然选择对技巧的磨炼而不是对艺术观念的重新建设。他的这种侧重的失误决定了整个建国以后书法的基本失误:讲究技巧,却不考虑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的艺术观念的建设。我们不得不把这种时代的失误归咎于他,因为他是领袖,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具有号召力。
    全面检验沈尹默的书法观必然要涉及他的理论。关于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另辟专章,在讨论本期书法理论状况时详细论及.在此处我只想提示一点:以二王为正宗,关注技术至高无上的狭隘视野不但损害了沈尹默作为一代领袖应该具备的高瞻远瞩能力,使建国以后的书法未能攀越到应有的高度,同时也反过来损害了他自己。当他在民国时期首倡晋唐时,他的书风还不失清新生动、婉畅流美,饶有含蓄的书卷气息,而且在北碑风的异类参照系对照下,他也必须不断磨炼自己的观念与技巧以保证不落人后。一旦异类参照系不存在T,他成了众望所归的当然领袖,于是将自己所捻熟的流派与理解内容无限放大,紧迫感和竞争感都丧失殆尽,连比较的对象也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断筛汰本来还相对多元的风格、技巧基因,把它蜕变成为几种固定的程式,于是,他也逐渐走向了自己风格历程的终点。
    丧失丰富的艺术感觉,按照几种固定的程式一成不变,使沈尹默渐渐蜕变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领袖,而不再是超一流的书法大师。他的细腻与灵动已远远不如同类型中的后辈如白蕉与潘伯鹰,他对魏晋二王的理解力也远远逊色。但白蕉与潘伯鹰当然不可能取代他的功绩与作用—在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沈尹默即使在艺术上开始走下坡路,但他的文化声望、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号召力,是白蕉以下诸位永远也望尘莫及的。故尔作为领袖,沈尹默还是最资深、因此最有能力的人选。
 

沈尹默的独领风骚(3)

 

      “领袖”是个社会概念。它受社会、政治交流媒介、地位,还有资格等夕助u的非艺术因素干扰太大。就像元代最优秀的二王继承者是不知名的李调,但人们却众门一辞举推赵松雪为书坛领袖一样。沈尹默在书法创作上已渐渐衰退,屈居次位,但凭他的社会能力、又凭他在书法教育、书法理论等方面的提携力量,他仍然当之无愧地成为建国以后的书法领袖。白蕉以降,也许在创作上独占鳌头,但却缺乏对书法事业的这种多方面提携的能力与资格,那么作为一代大家可,作为领袖则仍然不可。但我也常常感到遗憾:要是沈尹默的创作也艺冠群伦,艺术水准与推动作用同步配合,那该有多好?
    这就是建国以来被指为“沈尹默时代”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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