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大开通》、《石门颂》、《杨淮表记》既有共性美，又有个性美?

    《大开通》全称《汉部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刻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3)。因此处斜道为当时汉中太守柜鹿人部君所开，人们立此摩崖颂其功绩。1194年(宋绍熙末)石为南郑令临淄委襄发现，刻释文于其旁。后仍为苔辞所封，六百多年不为人知。至清代被毕沉重新发现，传之于世。《石门颂》又称《司隶校尉健为杨君颂》(按“健为”当为“犍为”，汉郡名)，东汉植帝建和二年(148)刻，记汉司隶校尉键为杨孟文修石门找道之事，有隶额，王升撰。《杨淮表记》即《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那相弼表记》，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同郡卞玉过杨淮基，勒此铭颂杨淮及其弟弼之功德。
    三种刻石皆在今陕西西南衰斜道石门崖壁上。古代在山岸石壁上所刻的铭功、记事等文字称摩崖，石门刻石即属此类。由于摩崖刻石依山挥写，因势凿刻，故呈现出舒展大方的姿态。伏见冲敬认为:“摩崖与碑刻书法，其风姿似乎无论如何也有些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可以站在碑前边很近的地方仔细地读其文章、观赏其书法，而摩崖则只能从远处眺望的原因。要使人从远处读起来容易看清，字的形体就不能不扩大。开通衰斜道刻石就是这样，这块(《杨淮表记))摩崖也是如此。”(《中国历代书法》)叶秀山也指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期，作为欣赏性的书法，都着力于‘大’字，因为只有‘大”才能体现统治者的权势和气度。这种丰碑巨石，一直发展到摩崖刻石，大不可量。把‘字’写得那么‘大’，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没有我们远古祖先的重视‘语言’、‘文字’的特别的感情，则不易解释清楚。”(《书法美学引论》)它们都借鉴篆书笔法创作隶书.都表现出放纵的气势和古拙的趣味，尤其是《大开通》、《杨淮表记》“在放纵每一个字各自不同的自然趋势而不强求一致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伏见冲敬语)。比较起来，《大开通》“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杨守敬跋语)。“字势横平竖直，既无波法，小大由之，虽参差不齐，而行气融贯，颇为奇劲，古意充滋，趣味深厚”(张光宾(中华书法史))。用笔简古，体势开张，通篇布局如钟鼎大篆，浑然天成。因年代久远，风剥雨洗，刻出之笔画往往有“屋漏”、“画沙”之致，自然形成含蓄、沉着之美，加以漫德解渝所形成的石纹，杨守敬所说的“天然古秀”在这块摩崖上表现得尤其充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石门颂》书风虽受《大开通》影响，但与其简古笔法相比，每一笔中更多了些自然起伏的生动变化，给人以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美感。结字与章法上或纵或横，舒展自如，在自然之中体现了纵有行而不板，横无列而不乱。通篇看来雄健悠肆，野逸之趣跃然纸上。与其他两种比较，《石门颂》波碟萌生，线条舒展飞扬，明显地将汉简草化情势融人其中。《杨淮表记)用笔与结体拙朴简古，参差奇逸，即康有为所说的“硫荡”之美超过《石门颂》(《广艺舟双揖》)。
    褒斜道摩崖刻石横向上与汉中央地区那些法度谨严，刻意求工.具有庄重肃威的庙堂气的碑刻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意趣，由于很少受到当时的“标准尺度”的约束，才免于僵化与平庸。日本的浦野俊则认为，摩崖书法“具有一种人情味和泥土味，因而有特殊的魅力”(《汉碑的分类与书风》)。它们都是具有高度个性特征和强烈抒情性的典范之作。杨守敬早就指出:“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平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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