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书法交流:创作与理论
    日本书法作为中国的参照系一一刊乍为书法传统的唯一盟友与竞争伙伴，在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书坛中具备了日趋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然，这种启示也由表面走向深层。在五年前，是以盲目拒绝并由此得出自高自大的结论、或盲目移植并构成中国前卫派等现象表现出其涵义;当中国书法自身成熟之后，这样的浅显幼稚的态度当然失去存在价值。毋宁说，由于日本古代书法、现代书法的被介绍入中国而使书家们开始熟悉东该邻邦，又由于自身的成熟而具备了较强的接受能力，中国书家对来自日本的信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分析、甄别、选择与研究构成了这一时期中日书法交流的主旋律，而对等则是双方信守的基调。
    日本书家组团到中国的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等地研修书ao以凭藉古迹为契机的学习古典书法，构成了创作一翼的交流。既有研修，就有相应的报告会;由中国与日本方面的学养深厚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切磋交流，几乎是当时的主要格式。交换展览或联展等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方式。如柳田泰云赴华举行个展;启功、宇野雪村书法联展:中日二十人书展;日本少字数展等等，都是较成功w录。也许，新十年后期的中日书法交流，开始向着面广、风格多样、水平参差不齐的多元格局发展:前期那种拘谨的最高规格的要求被更活泼自由的民间艺术交流方式所取代。不但各省市与日本都有对口交流与互访.以旅游、观光等非专业目的而意在进行书法交流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当书法走向全民性的交流之后.原有的隔阂与成见、盲目崇拜与鄙视一起消声匿迹——中日书法交流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理论一翼的起步稍晚于创作，较典型的如1986年杭州中日书学交流会(以王羲之为主题)，1987年杭州中日书法史交流研究会(以日中书法交流史为主题)等;分别聚集了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作报告，特别是后者，由于其专门性，一中日书法交流史是个在中国少有人研究的领域，使得理论交流体现出明显的高度，它反过来又对中国书法界的人材结构提出新要求:如果说研究王羲之是中国理论家份内应有之义，那么研究中日书法交流史却要求理论家对日本书法史、两国交往史有着专门的学术积累，而在198啤当时，书学界这方面的人材屈指可数。
    理论界的交流巫待加强以求与创作构成同步。1987年6月《书法报》推出勘日归来谈东流书论现状》系冽，第一次向中国书坛介绍了日本书法理论的基本轮廓并与中国书论进行比较，在引进日本书论的同时也划定了中国书论的位置，自此以后，一些专业创物在推出日本书法创作家(这是两国书法在文字介绍上的习惯侧重)的同时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日本的书法理论家—交流如果不是创作与理论同构，交流就很难说是全面的。来源 。与此同时，日本书坛也在引进中国书法的情况信息:如《书道艺术》的介绍中国书家;如众多的专业刊物和学会志的转译中国现代书论蔚然成风;至于报14泛间的互相荐介更是两国间常见的现象，它不但对于沟通中日书法界的感情有很大帮助;即使在建立立体格局、使创作展览、理论探讨与学术信息交换三位一体的交流模式方面也是功在不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国书法界都需要这些。
    对日本是如此，那对西方艺水交流呢?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的核心走向世界大文化格局中去时，我们不也正需要这样的积极反馈和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全面人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