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ginEditable "1" --><&#83cript language=javascript>function sendmail(id){//2.0弹出显示 mewin=window.open("send_mail.asp?id="+id+"&title="+document.all.title.value,"send_mail","menubar=no,toolsbar=no,scrollbars=0,top=100,left=100,width=544,height=320,location=no");mewin.focus();}</&#83cript>　　 艺术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它自身的独立程度，而审美的愉悦产生于自我生命的发现。在中国书法史发展的长河之中，魏晋书法艺术精神的形成无疑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平日里我们常常提到的“书宗魏晋”又是指的什么呢？难道仅仅是描摹二王一脉的书迹吗？答案是否定的。魏晋时期书法的昌盛繁荣，不仅仅是指唐代孙过庭所说的“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魏晋人的情感和遗世独立的主体精神，透过这种精神，魏晋书法才会展示出群英灿烂与摇曳多姿。近日有幸读到邱世鸿的新著《魏晋书法的艺术精神》一书，深切地感到这是一部成功地描述魏晋书法思想与情感的历史图卷，并立体地诠释魏晋时期士人书法活生生的状态以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应该承认，时下研究传统书学思想的日益减少。传统的书学思想在现代意识与先锋观念的冲击下已面临危机，在电脑逐渐取代纸笔的今天，延续数千年的毛笔不仅遭遇时代的挑战，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书学思想堡垒的坍塌似乎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那么恢复每况愈下的书学传统，最后是否要变成一句空话呢？正因为有像邱世鸿这样一批年青的书学研究者，还一如既往地守着这块几近荒芜的阵地，挽狂澜于既倒。仅看其精神，即可敬可佩。
　　 邱世鸿，笔名丘若、丘君。号抚云斋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这部《魏晋书法的艺术精神》充溢着世鸿十余年来对传统书学的稽古钩沉，对史料的清理与思辩。魏晋书法不仅表现为一种极为自由的生命形式，同时反映出了书家最深层、最直接、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与魏晋书法里面呈现出的节奏和律动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魏晋书艺精神中所包含的三种意识形态，儒家中庸仁和的审美意识，道家物我统一的审美观念，以及《易经》阴阳互补的动静守衡思想。正如邱世鸿所阐述的那样，这三种思想的互相渗透与影响，对书家完成其悲剧——审美的人生历程起了不小的影响。由于几种思想的影响与激荡，魏晋人比较注重内外的统一，书法作为精神的传递和表现形式尤其得到重视，日益彰显。其中“尺牍争胜”之风在南朝时期的凸现，便有了王僧虔与齐高帝萧道成一争高低的现象。而王献之劝他父亲“改体”并多次密拭父迹以己书代之，这种父子争胜的书法现象，向我们再现了魏晋风度以及颇具个性的人文艺术景观。
　　 邱世鸿在该书第三章《魏晋书艺概况》中引用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即“谢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周汝昌先生仅仅从中拈出这句诗的关键词“晋字”，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的确“晋字”才称得上是书法学的真正命脉。魏晋书法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的自觉实践的产物，也是魏晋文化的代表之一。“著绝艺于纨素，垂百代之殊观”（索靖《草书状》）尺牍书札之间的传递，其中蕴含着书法背后的人文思想和艺术精神，可见虽一纸一帖亦足以可见魏晋人的高标遗韵和旷世风猷。甚至魏晋士人特立独行的风尚直接影响到书体的变迁与衍化。晋人多喜爱行草书，书体流美多变，圆转遒丽与他们所崇尚的“不激不厉”的思想风格是相契合的。极具儒家风范，当然其中不同程度融合了“唯道集虚”的道家色彩。在这种风气的盛行下，书法的“轩举 ”与“骏爽”，雄强与激切几乎笼罩着整个书坛，写意之风十分盛行。让人称赏的是，作者在爬疏魏晋文人书学思想的演进的同时，没有偏废对魏晋时期民间书法的研究与清理。作者对民间墨迹的研究得力于近些年来大量魏晋简册、文书残卷、写经帛书的出土发现和出版物的公诸于世。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长沙马王堆汉帛书 ”的面世，可作为研究魏晋书法字体演变的旁证。另外不容忽视的还有碑刻书法的产生和影响。邱世鸿在把握魏晋书法的艺术精神， 一直是着眼于史学、哲学以及美学的视角，在阐释晋人书法美学思想时，认为晋人把“韵”作为理想人格的最高标准，并使它逐渐成为写意艺术流派的理想。魏晋书法中的韵还表现为无法而有法，不求形似而求神似的书法美学原则。进而分析魏晋书法不是形质上的流美秀媚可以概括的，应该是骨遒墨韵、气质脱俗、灵气蕴藉、浑厚华滋。这种以尚韵为主导的书风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书法，开始把人作为创作主体，及对“书如其人”价值观念的自觉认识，加深了对书法本体的辩证思考。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学院艺术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