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观中的政治投影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在北京“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注：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第十二章第三节“书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广艺舟双楫》”。）此书被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睽、李文田等阻格，未能上达。由于是“布衣上书”，书中所言“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注：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第十二章第三节“书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广艺舟双楫》”。）等纲领也颇引起朝中旧臣的不满，遂即遭朝野攻ｊｉé＠①，“京师哗然”。（注：《广艺舟双楫·康氏自序》。）初次上书即遭挫败，康氏从政变法的热情为之一沮，政治上施展抱负的希望渺茫，苦闷之余转而研习金石书法。《康有为自编年谱》载是年曰：“沈子培（指沈曾植）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书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附图
　　从光绪顺天应试上书到七年后的公车上书再到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乃至日后的“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注：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第三章“观念先行的康有为”P59。）康氏始终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十几年不懈的努力，给人一种“冥顽不灵”、“本性难改”的政治形象。那么，在此期间写的《广艺舟双楫》及书法活动，虽未必能与政治直接挂钩，要之是出于同一思想认识和心理情绪，想必也并非妄言。
　　“尊碑”与“抑帖”，是《广艺舟双楫》全书的核心。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识，对帖学一系作全面的否定，一系列的评骘之辞使人为之莫名震骇。一股明显的偏激之气冲荡其间。真实，碑学帖学，各系时势，各具其美，均是人们审美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以康氏的学识功力应不难明此道理。过分的偏激，不是理论批评应有的态度。如此偏激过分，不免令人想起此公政坛上的一度叱咤风云，卒遭惨败的愤愤不平，将此心移之书法，偏激之意也是预料之中的，表面的荒唐掩盖了深层的必然。
　　如果说仅仅一个“偏激”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政治态度对康氏书法观念的强大影响的话，则再看以下分析。
　　在《广艺舟双楫》中，公开强调“变”。第一章即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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