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石刻文字
   秦代石刻文字，在秦代书法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前所述，虽然目前最早的石刻文字标本可追溯到殷商，但在两周金文大盛的时代.欲寻找石刻文字的痕迹，却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战国初年《石鼓文》《诅楚文》等石刻作品，便成了秦国的专利。这种影响，到了秦代便大显出来。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云:
    锲刻文字从战国初年的《雍邑刻石》(即石鼓)起，主要的对象，由铜器转移到碑刻。铜器不易铸，地位又窄小，不足以发挥书写者的天才。到了《雍邑刻石》的文字，每篇几十字，每字块有两寸见方，这种伟大，是前所未有的。因之，有了《诅楚文》，更有了秦始皇时的几个刻石，高碑巨碣比较铜还是容易得的，所以汉代的铜器，不过记些年月工名，而宏篇巨制，就以碑为主了。
    铭刻文字的主流变为石刻的重要转折，正是起于秦始皇东巡纪功石刻。
    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曾有四次东巡，在东巡中为了颂扬其功德并以昭明天下，曾在多处刻石，《史记》记曰: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登之罘，刻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琊)……立石刻，颂秦德……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东观曰……三十二年，始皇之课石……，……三十七年十月癸五，始皇出游上会稽……而立石刻，颂秦德。

    计峄山、泰山，琅琊台、东观、碣石、会稽与二次之罘共八石，《史记》记录了峄山以外的六篇文字内容。这八石之中，现存的原刻，只有《泰山刻石》残存十字以及《琅琊台刻石》(图3)残存八十徐字而已(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存传世的宋以后的旧拓本和摹刻本，如明安国藏宋拓《泰山刻石》(图4)一百六十五字本，当比这两处残缺的刻石保存了更多的秦石刻资料。此外，南唐徐铉摹、宋代郑文宝刻的《峄山刻石》，虽出自徐氏之手，但依然是能够体现秦代小篆风貌的重要作品。

    秦始皇纪功刻石，均以标准而规范的小篆写成，字形之大为秦以前历史上所未有。在这些刻石上，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字体呈长方，上密下疏，大小划一，行距相等，笔画粗细一致。同样两个字可以如出一辙，其结构严谨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并且把中国文字的书写推到了匀称均衡的高峰。其用笔瘦劲圆畅，委婉中见刚劲，具有端庄典雅之美。从中可窥当时的高级刻手工艺手段十分精良。很显然，这种书法的完成，出于严肃不苟的书写与高级刻工的默契配合。这些刻石作品，既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标准范例，又是秦代小篆书法的优秀代表，虽然这种十分工致而冷峻的书法似乎隐去了书写者本身的个性与情趣，但却充分体现了象征秦帝国威严的博大气象。
    根据史籍记载，传《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为李斯所书，因此李斯称得上是秦代有代表性的书家。
    李斯(前284一前208)，字通古，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田)人，为秦承相。他曾助秦始皇灭六国。秦统一中国后，又协助秦王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是秦国重要的政治人物。后为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除《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外，相传秦始皇诏版初文亦出自他的手笔。至于秦始皇东巡其他各石刻是否出于李斯之手，是值得研究的。其一，据《史记》记载，李斯于始皇二十八年和三十七年曾随秦王东巡，而二十九年与三十二年则未有李斯从游的记载。其二，秦始皇东巡刻石之后，大都刻有二世诏(即秦二世补的诏书)。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秦之(芝)罘山刻石》条下记曰:“今皆摩灭，独二世诏二十徐字仅存。”’-秦二世时，胡亥宠信助其立位的赵高，李斯己失势。赵高于二世时官至中垂相，曾“教始皇少子胡亥书”.，又尝作《爰历篇》。秦二世元年(前209)东行郡县时曾“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即在各种刻石后加刻文字。故这些秦二世身边的纪功刻石，应该并非出自李斯，而出于秦二世时代的书法家赵高。考现存《泰山刻石》十字残字与《琅琊台刻石》八十六字残字，其内容均为二世诏，但风格上却有明显差异，故秦东巡刻石决非出自一人之手笔。只是后世因其均为标准小篆不辨差异，加在李斯一人身上而已。
    以李斯为代表的秦东巡石刻小篆书法，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用以碑额、墓盖等庄重场合的篆书，均受到这种小篆书风的沾染，唐代李阳冰更是标榜祖述李斯之法，这种写篆的风气在元明清又得到更多书家的爱好，故历史上称之为“二李之法”。
    秦代的石刻文字，当然不仅限于东巡诸刻石，据历史记载，尚有:
    (1)秦始皇《胸山碑》，又称《赣榆刻石》，刻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史记》载:“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胸界中，以为秦东门。”《水经注》卷三十记云:“游水又东北逞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一行一十二字。”皆指《赣榆刻石》。    (2)《庐山刻石》，刻于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水经注》卷三十九记:“庐山之南，有上雳石，高壁缅然，与霄汉连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叹斯岳邃远，遂记为上霄焉。”    (3)《句曲山刻石》，刻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据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七《茅山记》云:“秦始皇三十七年，游会稽还，于此山埋白璧一双，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圣德，平章江山。巡狩苍川，勒铭素璧。”(按:茅山今属江苏常州金坛，又名句曲山。)    (4)《秦望山始皇碑》，据清《佩文斋书画谱》卷六十一引宋·王象之《舆地碑目》所记:“《九州要记》云:始皇登秦望山以望海，今《始皇碑》在嘉兴县。”    凡此种种，说明秦始皇石刻不仅仅限于《史记》八石的记载。只是其他石刻或早已湮灭，或至今未被发现而已。
    秦代石刻开辟了铭刻文字的新纪元，就其石刻的种类来说，多为摩崖刻石和碣类，《说文解字》云:“碣，特立之石也。”①所以与战国时代的《石鼓文》应为一种类型。但这种石刻文字的不断出现，却为汉代碑刻文字作好了铺垫，从而在其身后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源远流长的石刻书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