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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至西周的书法风格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800次浏览 0个评论

   一、该辣浑朴的单节奏
      —殷商朱书、墨书
  商代书迹,流传至今最多的是甲骨文,其次是青铜器铭文,吊述方面只见墨书“纪字陶片、朱书“束干丁”玉片(图1).还有一两件朱书甲骨。
  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说:“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也有册字和典字.正是汇集简书的象形文字。但这些竹木简所编!成的典册.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见了。帛书也是一样。’这是合乎情理的推断。以竹木片为书写材料,起始一定还在商代之前,材料易得,而且加工方便,只是难以久存,所以甩子有“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云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孟,镂之金石以重之,之
说(《墨子》卷八)。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古代书迹多是刻、铸铭文。
    关干甲份文的书刻问题,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先用毛笔书写,再行契刻.一种意见则认为是直接契刻在甲骨之上的。从出土甲什的实际情况判断,我认为两种方法都存在。朱书甲甘是甲骨文先书后刻的一个实例。由于写好了尚未契刻,毛笔书写的用笔情况十分清楚。它与前举陶片上的墨书、玉片上的朱书虽不过妻妻数字,但却把商代人书法的笔法、审美趣尚及其风格等活生生地展现在今人眼前。我们对着图片静心玩赏.可以体味到书者作书时在象形性结构方式的制约下,一笔笔地“描苹’式的运笔过程。
    汉末及魏晋间人称古代典籍手抄本上的字为“科斗文’。如汉末卢植上灵帝书称《毛诗》、《左传》、《周官》等典籍写本上的字为“古文科斗.近于为实”。《春秋正义》引《王隐晋书束哲传》指汲家书为“科斗,,并说:“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这种所谓“科斗文”书法,不只周代有之,其代代相沿,正可上溯到商代朱书、墨书。
    所谓“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从书迹实物中看,其笔画起笔部分粗重,收笔部分尖细出锋,一般来说,笔画最肥处偏于起笔一端的前段。对于这种用笔形态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符中得到一点启发。陶器未烧之前刻划的符号,因陶土松软,刻划的轻重深浅以至线条的粗细锐钝十分明显。其线条起端多粗重.由刻划动作造成一个切面,随之渐细至收尾处尖锐出锋,与科斗文用笔有相似之处。可以理解,科斗文用笔形态是商周人在其祖先那种并不着意讲求笔法的自然书写的笔画形态墓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用笔已有相当的讲究,并且对字的结体造型的聚散、疏密、奇正等对比均衡的美已有较高的表现能力。
   商代朱书、墨书的用笔法是单节奏的用笔法,起笔处以短促的斜向落笔,沉实地按下笔锋,随之又迅疾而有力地将笔上提扫至尾部尖锐出锋,笔笔如此,就如同击鼓中的单音节鼓点,“咚—.咚—,’音色沉厚有力,但缺乏连贯的韵律。这是商代书法作为早期书法必然存在的局限性,但从风格学的角度说,这又是其风格的独特性。商代书法的真面目,从朱书、墨书来看,具有大朴不雕、沉实而雄浑的力度美和气魄。这也正反映出商代人因其社会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线条粗犷、节奏沉实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表现形式。
    二、打折扣的再现
        —商至西周早期金文
    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一般是先在陶范上写、刻,再经浇铸而成.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浩、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誓契约等.最简单的是以一二字标出奴隶主或氏族的名称。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就目前所见约在商代前期,但这时具有铭文的铜器极少,内容多为族徽。商代后期的铭文,大量的是图形文字即族徽文字。如《司母戊大方鼎》上的“司母戊”铭文、《司母辛大方鼎》L的“司母辛’铭文等.至商代末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较长篇的铭文,有的铭文长达42字。西周以后常有长篇铭文。西周早期的《大孟鼎》铭文字数多达291字。
 商至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书法,最基本的特点是其结体、笔法与殷商朱书、墨书同类(可知西周的书法真面目一定也如此,只是尚未发现墨迹实物而已),体态多象形意味,而用笔则表现出起笔粗重,然后上提运笔,至收尾锐笔出锋的形态。某些笔画还表现出着意夸张强调的意味,如捺脚和宝盖头的两端直折形态。总之,其书法具有描摹性。这一点在那些族名铭文中尤其显著。族名铭文的书法无论是在早期铜器卜还是在晚期铜器上,都强调表现出这一特点,成为族名铭文书法的既定格调。毫无疑问,商至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书法是以青铜工艺的手段再现手写体墨迹的体貌的。但由于工具、材料、制作工艺的作用,我们所见到的黑底白字的铭文拓片,其书法是经过书写、刻范、浇铸、椎拓四道工序后的效果,体貌虽近于手写体墨迹.但已打了多次折扣,最起码来说.手书用笔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节奏变化及其神采很难表现出来。再加上因天然的锈蚀、人为的破坏以及青铜器上原有的因凹凸不平造成的斑驳感,在拓片上表现出来的效果则又丰富了铭文书法作品整体上(包括用笔、结体、章法)的凝嗽、含蓄、虚实相生的趣味.这是与墨迹本不尽相同的意趣。这是人工与天工的结合,笔墨念趣与青铜工艺技术的结合。这是青铜器铭文书法风格的基本特点。而打折扣地再现手写体的面目,是商及西周早期金文书法与西周中、晚期金文书法风格的不同之处,这是在笔法技巧及青铜制作工艺的作用下产生的风格特点。以此为基础,再加上作书者不同性格及审美趣尚的作用,所造成的商及西周早期的金文朽法风格可分为如下四类:
I.雄伟:如商代《司母戊大方鼎》(商晚期器。为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礼器,腹壁铸铭文3字)、《宰甫卤》(商晚期器。铭文3行,共23字)、《跟鼎》(商晚期器。铭文4行.共19字)、西周早期《大孟鼎》(西
周康王时器。铭文19行,291字》、《庚息肖》(西周康王时器。盖文7行,器文5行,各53字)。以同类相互比较,《司母戊大方鼎》奇壮。《宰甫卤》宽博:《讯鼎》圆浑。《大孟鼎》方整。《庚衰卤》平实。
    2.豪爽:如商代《小臣躲尊》(商晚期器。铭文4行,共2?字),西周早期《禽簋》(西周成王时器。铭文4行,23字)、《召卤》(西周昭王时器。铭文7行,共48字)。同类比较,《小臣躲尊》超逸,《禽簋》畅达.《召卤》开张。
    3.悠肆:如商《四祀郊其壶》(商纷王四年器。铭文8行.共42字.是现存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字数多者)、西周早期《何尊》(西周成王时器。铭文12行,存约110字)、《令笠》(西周昭王时器。铭文12行,共110字)、《康侯笠》(西周成王时器。铭文4行,共24字)。同类比较,《四祀郊其壶》野逸;《何尊》犷悍.《令簋》奇异,《康侯簋》秀畅。
    4.遒美:如商《戍嗣子鼎》(商晚期器。铭文3行,共30字)、《小子瀚自》(商晚期器。盖文1行3字。器文5行,行9至13字不等,约40余字),西周旱期《利笠》(西周武王时器。铭文4行,32字)、《保自》(西周武王时器。铭文7行,行6至8字不等)、《沈子也篮》(西周康王时器。铭文13行,行II至13字不等)。同类比较,《戍嗣子鼎》文秀.《小子需卤》流利‘《利s;柔润。《保卤》清朗.《沈子也簇》灵巧。
    其他种种商代及西周早期金文作品大致皆可归入上述四类。尽管分为四类,而每类中的不同作品又各有其不同的个性特色,但总起来说,商及西周旱期金文书法的风格是以凝重严峻为其基调的。
 从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来看,夏代已有青铜器。《左传》中即记载了夏代所铸九鼎及历代相传的事。商、周(西周)时代是奴隶社会盛期,青铜器的制造工艺也日益精到,形制庄严,纹饰瑰丽,品种繁多。而作为奴隶主阶级神权统治象征的礼器大量出现,其造型和纹样充满威严和神秘的色彩,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审美理想和神权统治的严酷。当时所谓“知神奸”,反映在青铜器纹样上.以单独纹样为突出,以对称、平衡为基本格式,而作为主纹样的“凤鸟”等属“神”类,“要餐’、“夔龙,属“奸”类,奴隶主阶级以此作为鉴戒,教育当时的人民,从而使美术成了“软化”的工具。奴隶主阶级强调文艺与政治、教化的联系,重“理”、“志”,是商、周文艺的墓本特色,也正是当时的青铜器纹样的主要社会学意义之所在。而商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书法凝重严峻的基本格调,与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的格调、气派正相协调,正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审美理想的一个侧面。
    三、平直劲挺,入骨三分
        —甲骨文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书法遗迹有极少数的殷商墨迹(墨书陶片、朱书玉片和朱书甲骨)、石刻文、陶文,一定数量的铜器铭文,而最多的为甲骨文。从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龟甲兽骨.大多是殷人用以占卜的遗物。殷商人迷信神灵.因此,对于生活中的一切,事无巨细,都必须进行占卜。占卜的内容,涉及到祭祀、征战、田猎、收成、疾病、出人、气候,以及十日之内有无灾祸、当天夜里会否遭难,甚至妇人妊娠、何时分娩、生男生女等无所不问。占卜前,先在甲管背面钻一个圆形的抽,再在钻槽的一侧凿一椭圆的穴。钻凿而成的槽穴,其底部较钻凿前的甲骨变薄。这样在占卜施灼时,槽穴底部便发生爆裂,而在甲骨正面的爆裂处即呈现出由兆干和兆枝构成的“卜”形兆纹,这就是占卦所求的卜兆。人们就根据卜兆的纹式来判断所问事务的成败和吉凶。看商人占卜过的甲骨,多数在甲骨正面的兆纹附近有刻辞。内容多为占卜的时间、贞人的名字、所问内容以及占验结果等,这就是“卜辞”。甲骨文以卜辞为多,也有一些是记事刻辞。
    殷商时的书法,以朱书、墨书为本来面目,当时的青铜器铭文书法则幕拟着这种手写体书风,虽不能尽传其笔锋神韵,但不失其大体,且又因青铜工艺制作的因素而别具一番意趣。甲骨文则因龟甲、兽骨非常坚硬,欲刻出毛笔书写般的抑扬顿挫、粗细变化悬殊的笔画来绝非易事。因此.多采取单刀刻就,易圆形为方形,变曲线为直线的方法,并且刻出的线条没有显著的粗细变化,只是入刀处和出刀处常显出锋迹,形成倾斜角度不等的切面.如此而造成了甲骨文书法中占主流的基本体式风格。这是由工具、材料决定书法风格的一个典型范例。所以说,所谓“甲骨文’,准确地看待,它只是大篆书法中的一种风格样式(书体),而不应称作一种“字体”(文字学概念),因为甲骨文书法所表现的字体则是当时通行的大篆(“大篆”一词,广义地用以指商周时代通行的、区别于小篆的古文字)。甲骨文传世书迹中也有极少数是幕仿墨迹的作品,如帝乙、帝辛时期的《宰丰骨刻辞》和《鹿头骨刻辞》,其书法体貌就与当时的墨迹和铜器铭文一致,只是因兽骨质地坚硬,以致字的笔画也有较强烈的坚硬感而不如金文柔和。这一类甲骨文的笔画形态。决非单刀刻成,必须以两刀甚至三四刀才能刻成,因费时、费工,数最极少。
  多数专家认为甲骨文是直接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也有人认为是先书后刻的。我以为,就大是单刀刻成的甲骨文来说,一般不用笔写,直接契刻,是可以相信的。在众多的有字甲骨中,曾发现有一种刻字的甲骨,上面刻的字歪七扭八,十分拙劣.反反复复地刻,不成文理,由此可判定是学习刻甲骨文的人作练习用的。殷商时以甲骨进行占卜活动,是由专职人员主持的,这种人,我们称之为“贞人”或“卜人”。他们必须掌握娴熟的契刻文字的技巧。直接契刻,趣味与先书后刻不同;前者可在契刻时随兴发挥,字的体态多意外的天成之趣,这一点.工篆刻者就有切实的体验。先书后刻总会程度不同地受其制约。所以,可以说,单刀刻就的甲骨文,一般都是直接契刻的。而对于如《宰丰骨刻辞》那样的复刀刻成的甲骨文来说,则又必须先用笔墨书写,然后才能契刻的。从实物上可以清晰地了解,其结体、笔画形态都是幕拟着墨迹趣味的。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方法,造成了甲骨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我将前者称之为单刻型,后者称之为幕刻型。
    最能体现殷商甲骨文书法艺术情趣的是单刻型的作品,为后人所称道的也是这一类作品。这一类型的艺术价值和风格学的意义,在于它的结体方式和笔画形态以及章法都是独特的。
  从笔画形态来看,因单刀契刻,在龟甲、兽骨上转折、弯曲不易,所以一变手写体墨迹屈曲圆转的笔画为横、直、斜线笔画,并且墨迹中所谓科斗文用笔形态荡然无存,这是其笔画形态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点上,又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笔画起、止处多见锐锋出入之迹。这一种形态在单刻型甲骨文作品中是占主流的,因为刻起来便捷.流畅,毫不修饰,这样刻出的笔画尤其细劲。二是笔画起、止较为含蓄,或方或圆,少见锐锋之迹,这或许是用钝刃所刻。观其笔画,也不似前一种流杨光挺,相比之下,有迟涩之感,故而笔画粗糙。前者灵巧,后者朴拙,造成两种不同的格调。这后一种格调的作品,在第一期(武丁时期)和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较多。
    从结体_卜看,也可分为工稳和奇诡二类。前一种因造型工稳而显得端庄典难.后一种则若干段卜辞时,则形成一组组的.各组字数不一,所占位置和范围各不相同,使整体上形成琉密、黑白的对比,变化十分丰富。有时,为了将各段不同的卜辞明确区别,则加刻横线为界,这样又形成一种独特的章法格式。这种现象在年一期作品中都有。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说:“字形与书法是判断甲骨文时代的很好标准。一方面是由干文字本身随着时代的进展不断地在演变。另一方面亦因当时负责书写的史官人数有限,每一时代的书法和笔迹特征比较明显,容易辨别。而且,利用字形、书法判断甲骨文时代既简便又准确,无论全辞或残辞,也无论有无其他条件.仅据字形和书法,亦可大体判断出时代来。.这是以字形和书法风格同类相求的方法来判定甲骨文的分期。我们则可以古文字学家划归同一时期的若千甲骨文作品相较,求出其共性.即是这一时期甲骨文书法的基本风格特点。
   第一期《武丁时期)甲骨文雄健酣畅。这一时期的作品笔势爽畅挺劲,笔画朴拙中含灵秀之气,即使屈曲笔画以数笔直折而成,也充满弹力之感。结体的大小、纵敛、奇正随笔势而成,穷尽变化,这一点尤其突出。章法上参差错落而不失于散乱,即齐整之作如《干支表》、《四方风名刻辞》也随笔势变化和谐。尤其《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大而整,字数也多,为第一期甲骨文中的绝妙之品。
    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甲骨文工稳疏朗。这一时期的作品,字的大小适中,在一件作品中,字与字之间大小也比较近于一致,而且字形体态也多平正,笔画契刻轻松,转折处也显得柔和。字距、行距多宽松疏阔。整体感有雅士之风。
    第三期(康辛、康丁时期)甲骨文清秀挺直。这一时期的作品一般笔画纤细、锋利,结体多平正,转折处往往显得生硬率露。整体上清劲含秀,但字势稍欠圆融。
    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甲骨文率畅博大.这一时期作品多大字,而笔势奔放痛快,笔画多粗壮,笔画的两端多厚实,很少尖锐出锋。结体纵横聚散,节奏激越。古文字学界称之为“武乙大字”。其书如山林野夫,粗头乱服。与第三期作品正形成强烈对比,一雄朴一纤秀.一写意一工致。
   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甲骨文细密精工。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蝇头小字。章法往往密布,行距分明。笔画细劲挺秀,结体工整,大小匀称。那些字数多而整齐密布的甲骨契文.整体看上去就如同一幅精美的小楷书法作品。
    四、自成风范
        —西周中晚期金文
    青铜器铭文多为记功颂德之言,传子孙万代之事,其性质是郑重庄严的,在书风上的体现.则是使西周中期以后的铭文,用笔日趋均匀,结体日趋端正,章法日趋整齐。这是功用目的作用于书法,而造成了书体在形态、风格上的演变。这种变化在西周早期金文中已见端倪,一些青铜器铭文的手写体用笔形态比殷商时的作品有所减弱,尤其是在章法上出现了纵横井然的格局,于是字的大小也趋干均匀。如《大孟鼎》、《庚底自》等。这一发展趋势经中期的《墙盘》、晚期的《锐季子白盘》等,而下接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公簋》、《石鼓文》等,发展到规整之极,以至秦刻石小篆体貌的最终形成。
    与这样的变化相应,金文书法的风格基调由凝重严峻渐变而为端庄灵巧,其笔势趋于柔和圆润,行款排列日益工稳。西周中晚期是金文书法艺术最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奴隶制走向衰落,青铜器开始有了新的特点,如器物制作一般轻薄简陋,并且出现了较前简单的环带纹、重环纹、窃曲纹等纹饰。长篇铭文很多,有达三四百字的。通过大量的铜器铭文,我们领略了西周中晚期绚丽多彩的书法艺术风貌。
    西周中期金文书法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西周早期书风的沿续,尚表现出一定的手写体形态。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结体和章法上,而其横、直笔画的用笔形态一般已为首尾均匀,只是保留了一些最为典型的手写体形态,如“王”的末横、“父”的第一笔直画和向右下方下垂的捺笔形态等。这一类型的体貌在西周中期的前段即穆王时代较多,恭王时代往后已很少见。另一个部分则为新起的书风。章法纵横井然,结体匀称工整,用笔起、止、运行皆均匀圆劲。这一部分作品是西周中期以后金文书法风格的主流.
    属于前一类的作品有:《班簋》(西周穆王时器。铭文20行,198字)、《静簋》(西周穆王时器。铭文8行,90字)、《通篮》(西周穆王时器。铭文6行,58字)、《钱镇》(西周穆王时器。盖、器同铭,各134字)、《县改筑》(西周穆王时器。铭文8行,每行9至13字不等)、《酋鼎》(西周恭王时器。铭文24行,约403字)等。一般都表现得工稳端庄,但神气比较盛迫。《县改簋》章法散乱,未能和谐统一。气局较高的为《班簋》和《留鼎》,虽排列较为齐整.但气势顺畅.颇为生动。总之,这一部分作品虽为西周早期书风的沿续,但已不复有那种旺盛的景象,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已看不到在早期作品中所其有的雄伟、豪爽、悠肆等那般宏大的气魄和雄强的力度美。
    后一类作品体现着西周中晚期的主流书风,大致可分为率朴、壮丽、精巧、灵秀、潇洒、浑厚、端庄7种类型。举例如下:
  I.率朴。如中期的《九年卫鼎》(恭王时器。铭文195字)、《禹鼎》(厉王时器.铭文20行,205字)等。这一类书法作品,在章法t皆无字距,行距也时松时紧,不加约束.结体大小悬殊,修短相杂,险正互托,随势生姿。用笔则以随势运行,圆浑流畅为基本特点。如同类相较.《九年卫鼎》结体尤为奇诡,妙趣横生.《禹鼎》用笔则显得生拙厚重。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十五年趁曹鼎》(恭王时器。铭文8行,57字)、《五祀卫鼎》(恭王时器。铭文19行,共207字)、《盆方彝》(恭王时器。盖、器同铭,各10行,107字)等。
    2.壮丽。如《大克鼎》(孝王时器。铭文28行,290字)、《毛公鼎》《宜王时器。铭文32行,497字.为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一件)。这一类作品体格壮实而不笨拙,用笔圆厚而含灵秀,章法茂整而富变化。欣赏之中,可感受到一种英俊豪迈的气度与风神。两相比较,《大克鼎》尤显得笔势圆润,章法七前段有界格,往后又逐渐模糊而消失(制范时抹去),而字井非规整地置于界格内.或偏上,或偏下,或靠左,或近右,甚而至于逼边.又平添了几分别趣。而((毛公鼎))用笔凝重.体势雄厚而气力内聚。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永孟》(恭王时器。铭文12仃,共122字)、《多友鼎》(夷王时器。铭文22行,共278字)等。
    3.精巧。如《墙盘》(恭王时器。铭文18行,284字)、《颂鼎》(宜王时器。铭文15行,151字)等。这一类作品,用笔精到,粗细适中而圆润挺劲.结体于均衡中求变化,富于节律美。而章法大致齐整又略见高低错落.似乎周人对形式美的高度理解和认识恰到好处地在这一类作品中得已体现。比较而言,《墙盘》因其用笔和结体、章法均表现得轻松、流畅,有超逸之风韵.《颂鼎》则因其用笔、结体比较严谨,而显得典雅。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史颂笠》(共和年间器。6行,共63字)、《镜叔旅钟》(厉3E时器。I0行,行7至10字不等)、《铁篮》(厉王时器。铭文124字).
    4.空灵。如《四年痰盏》(孝王时器。时器。铭文8行.共110字)等。这一类作品章法井然,但又不甚匀齐,铭文6行,共62字)、《拢季子白盘》(宜王字距、行距尤为疏阔,似乎即为五代杨凝式却《韭花帖》和明代策其昌章法格式的远祖.结体窝端庄干爽朗的笔势之中.笔调清新、秀润。整体上呈现出幽雅深远的意境。相互比较,《四年痰x》的结体、用笔都表现得比较沉拙,神气内凝.《披季子白盘》则显得轻松随意,神采外扬。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乖伯笠》《恭王时器。铭文14行,149字)等。
 5.潇洒。如《痰钟》(孝王时器。铭文103字)、《散氏盘》(图5厉王时器。铭文19行.350字)等。
    这一类作品笔势流畅,体态开张、疏朗,神采悠扬,似洒脱无拘.却又十分和谐。妙在以势领形.万变不失整体。
      《痰钟》铭文有阳线界格.字字在格中,又似乎不受其约束,多处出格,字与字间上下笔势流畅。界格对铭文书法起了装饰、陪衬的作用,丰富了章法.增添了情趣,却又不伤笔势气韵。其用笔瘦挺、爽畅.常见锐利出锋,痛快之至。《散氏盘》与之比较,则是另一种面目。其笔势横向开张(字形呈扁圆状》,与前者纵向伸展(字形呈直立的椭圆状)不同,这种笔势在商周以来的重器铭文中极为罕见,这是西周末期荆楚地域人的手笔,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脱出了当时铭文应用周王室正规书体的规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西周王室的权威地位正在动摇,诸侯各自封王的严峻政治形势.但同时又使后人得以领.各到西周末期荆楚地方书法的独特风神。它的用笔圆厚含蓄,随势屈曲,与《痰钟》瘦挺锋利有异,所以两者虽都表现出潇洒风姿,但《痰钟》秀健俊巧,而《散氏盘》则圆浑朴拙,为清代以来书家所重。
    可归入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师战鼎》(器王时器。铭文19行.共196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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