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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论与书法审美的对立、紧张—赵壹《非草书》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819次浏览 0个评论

儒家知识论与书法审美的对立、紧张—赵壹《非草书》

      东汉晚期以张芝为代表的文人化草书流派的崛起,以其对正统儒学的强烈冲击,在很大程度上逸出书法本体的范畴,从而构成书法思想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从书法思想史的立场来看,草书在东汉晚期的勃兴并在士人阶层形成声势浩大的书法审美思潮,不仅表明隶变的深化和书体变革的加剧,而且揭集着书法审美—文化的范式变革。这种范式变革主要受到来自东汉晚期社会意识形态深层变革的影响,它是东汉晚期社会整体文化思潮在书法领域的直接反映。
      东汉和、安以后,皆以幼主即位。主弱政暗、王权旁落,宦官、外戚相继专权,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杜塞仕进之途,造成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朝中正直士大夫与太学生、郡国生徒、社会清流结成了强大社会抗议力量与外戚阉党展开殊死政治较量:“逮恒、灵之世,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幸直之风,于斯行矣。”但由于得不到皇权的支持,清流与外戚、阉党的斗争全部归于失败,并酿成两次党锢之祸。种种迹象表明,东汉社会已经走向无法挽回的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作为它的统治思想基础的儒学也因其谶纬化的神学目的论和日趋繁琐僵固荒诞而产生合法化危机。因而,随着代表儒家经学的清流知识分子在两次党锢之祸中毁灭大半、儒学在东汉已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和根基。
      东汉晚期,随着社会政治及儒学合法化危机的加剧,萤仲舒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受到强烈冲击和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道家、名家、法家思想重新抬头。士人阶层的心态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从过去对大一统儒学思想价值体系的绝对信仰、尊奉,而走向对儒学价值体系的怀疑、厌弃以至对立,并走向对大一统王权的疏离。他们从个体价值出发,对以外戚、宦官为代表的政治邪恶势力展开激烈抨击,从而形成社会整体批判思潮和强大社会抗议力量。这个时期出现的“清议”,即是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所发出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杭议。而由于他们所抨击的以外戚、宦官为代表的社会邪恶势力事实上与皇权的伉淦一气,因而,他们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逸出儒学中心价值,而走向对普遍王权的背叛和否弃。这表明儒学信仰的破产和大一统思想的倾覆,同时,它也预示着东汉末期社会文化思想的又一次范式变革——人本主义思潮的崛起。
      颇有意味的是,在书法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赵壹《非草书》,竟然是以彻底的反书法的面目出现的。作为东汉晚期颇具锋芒的政论家,赵壹没有看到东汉草书所蕴含的社会反叛精神,而是站在正统儒学的卫道立场对草书大加挞伐,这表现出赵壹书学思想的历史局限。草书作为书法文本,在东汉晚期的出现,具有文化——审美的双重意义,而这种双重意义又整合了书法思想史的统一背景,从而使其超越了纯粹书法美学价值。在书法思想史上,东汉晚期以张芝为代表的文人化草书流派的崛起标志着书法启蒙思潮的滥筋,它以反叛经学和张扬个性为鸽的,与“清议”为标志的社会批判思潮整合为强大的社会抗议力量,从而对儒学正统思想秩序形成强烈冲击。     赵壹正是认识到这种危机,才对草书大加抨击,非难.他认为:“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的正统儒学立场,使他忽视了东汉晚期草书审美思潮中所蕴含的个性启蒙意识和思想反叛力量,而将草书视做无用之物,因而,他作《非草书》的目的即希望耽干草书的士夫学子迷途知返,“就有道而正焉”。在这一方面,赵壹以不合历史目的的合目的性,从反面提示出书法的儒学要求,并表明东汉晚期书法已处于儒学的绝对笼罩之下。在书法批评史上,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开端。
      草书在东汉的兴起,虽然有着强大的实用背景的支撑,但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出现的隶草、豪草已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审美内涵,前者是“赴急速”的实用化产物,后者则是审美意识趋于自觉的结果一一草书已完成从实用到审美——即紊草到草书的过渡。获得独立的艺术品格,这个时期崔瑗、杜度、张芝、罗辉、赵袭等众多草书名家的出现,使草书形成一个在士人阶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从赵壹《非草书》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的狂热心态。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凌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
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这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列壁,臂
指爪摧折,见角思出血,犹不休辍。
 

 

儒家知识论与书法审美的对立、紧张—赵壹《非草书》(2)


 
 
      可以看出,东汉书家对草书的耽迷已进入纯审美经验领域,这使他们对草书的认识已完全摆脱了实用的羁绊,主体意识趋于高度自觉。他们为追求草书艺术甚至不惜抛弃仕途:“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大批仕子也弃置经学而献身草书:

      乱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座《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

    这是一股汹涌的艺术浪潮,它的出现与东汉经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汉初期,统治者接受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方针,还未形成大一统的思想格局。黄老、阴阳、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作为思想流派交互影响存在着。而统治者对诸家思想的选择依循也不尽一致:
      孝武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濡.窦太后又好黄老术。
      后世作为万世宗仰的儒学在西汉初期还只是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存在着,其地位甚至比不上黄老之学。西汉中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汉国势日益强盛,与此同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大一统的要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兴太学、置五经博土,置博士弟子员”。儒学遂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最高哲学。
      由于西汉儒学主要是以奄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融合阴阳、道家、法家各家学说而形成,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便构成西汉儒学的核心,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学神学化并进一步发展为俄纬经学。“谶纬之学,经之支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将过去一切具有预言性质的东西(包括神话传说在内),加以汇集,用以解释儒家的经典并融入儒家的经义之中、神学、谶纬在同一个目的中融和交织起来。”今文经学在上层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统治严重栓桔了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则除在王莽篡汉时被短暂列于学官外,则终东西两汉始终是一门私学。但到东汉时期,由于今文经学愈益趋向迷信繁琐,古文经学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至东汉末期马融遍注六经,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而统一在古文经学的大旗下,促使今文经学最终走向衰绝。这对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书法艺术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迅速走向繁荣自觉。
      东汉晚期,以张芝为代表的文人化草书流派的崛起,在文化一审美观念上直接走向对儒家美学的反动。他们疏离现存的思想秩序,抛弃仕途,走向个体自由的价值迫寻。他们在草书中寻找到个人的救赎之途和自我存在的价值肯定,使书法摆脱了道德伦理的教化、功利意识,臻于纯粹审美,并将书法从类型化推向个体化。张芝草书的出现与赵壹《非草书》的出现具有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张芝草书与东汉晚期产生的清议—社会政治批判思潮处于相同的思想水平线上。如果说清议是发生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启蒙思潮的话,张芝草书则可视为书法领域个性解放的先声。“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个体自觉既随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之发展而日趋成热,而多数士大夫个人生活之悠闲、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兴趣与大群体之意识,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性情之所在。亦因此之故,草书始为时人所喜爱。盖草书之任意挥洒,不拘形迹,最与士大夫之人生观相合,亦最能见个性之发挥一也。复次,草书之艺术性之所以强干其他书体者,尤在其较远于实用性,亦如新兴文学不重实用而但求直抒一己之胸襟者然。”。草书以其自由的象征和对内在精神的抒发,标志着中国书法由宇宙本体论向人格本体论的转换的始萌。
      张芝草书凸显出书法在摆脱模仿和功利性能后的纯粹审美价值,并将书法审美与主体性紧密联结起来。草书从实用功利功能上来讲是无用的,是 “无”,但正是草书的“无用”使它成为超越书法现实的东西,而成为美的显现和心灵自由的象征。“以无用竞争于人世角逐之场,则无用真成为无用。但精神上的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是安放不下人世之所谓‘用的’”庄子用
  “游”象征精神自由解放。张芝草书正具备“无用”和“游”的精神解放的特征,其草书摆脱模仿实用功利的无用正是审美和人性表现上的大用,而其老庄性格的“游”的自由解放精神更是直启魏晋玄学化草书门径。
 

儒家知识论与书法审美的对立、紧张—赵壹《非草书》(3)


      从张芝草书开始,书法不断趋向内在超越的心性化,而疏离于外在政教伦理世界,并与其构成紧张冲突,赵壹发挥儒家书法伦理学说对草书的抨击便说明了这一点。“席勒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的一封信中,发挥了这样一个论点,认为艺术冲动是一种’游戏冲动’(S pieltrier),这种冲动表现了‘形式冲动’(instinctfor. form)和‘感性冲动’(sensuous, instinct)的综合。‘形式冲动’是理性道德意志和认识判断制定规律,‘感性冲动’则包括了人的低级夭性中的各种冲动和欲望。因此艺术是感性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协调。在道德的责任中,在理智的思辨中,以及在欢乐的追求中,这两个世界都是完全分离的。”张芝草书便预示了书法审美世界与道德伦理世界的分离一一在天道与人心之间,张芝选择了人心。
      赵壹《非草书》的时代背景正处于东汉经学衰退、文化艺术趋于自由活跃的时期。作为正统文人赵壹显然对士人阶层弃置经学而热衷书艺大为不满,他的《非草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慰罗赵,息梁姜”,平息弥漫整个士人阶层的草书热情,使文人学士重新阪依经学,就有道而正焉:

      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孺之停。依正道于邓说,侨
  《推》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宁身道名,达可以苹
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亦渊乎?

      对赵壹而言,书法只是圣人的载道工具,而当书法独立于经学之外并直接对经学构成冲击时,赵壹便无法厘清书法实用与审美的分野。而是把草书视做离经叛道的末技:(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赵壹《非草书》在书法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不在于它对书法合乎艺术规律的审美接受,而在于它站在儒学立场的反书法倾向,这个倾向从反面强调了书法的文化价值,并直接将书法纳人儒学的价值体系之中。
      开始了儒学与书法融合的历史在流,这是一种不合目的的合同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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