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北朝时期书法 异质风流
    汉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大失书家群体的形成和“翰墨之道”的流向，书法的不平衡状态亦随之显现，美感品质亦多差异。以其与书法史发展和传统组系的形成关联密切，是以为之单独讨论。
1、清流书法
    汉律明确以秦书八体考课取士9，是一个反复强调规范的过程;“善史书”的赏悦和评说.则是在规范中不断确立楷模的过程;从正字正体到取尚草书的转化，是‘瀚墨之道”兴起的过程;从“翰墨之道”到书家群体的涌现，是书法以全新的艺术标准导引其社会化发展的成熟过程;从反对鸿都门学，到“虫篆者小学之所宗，草隶者士人之所尚”愈的选择，是士大夫清流书家群体最终明确以尺犊章表相尚的过程。清流书法，即名门世族书法。魏晋世族不仅掌握政治军事、思想文化，而且能把魏晋风度凝结成一定的形质和精神风貌，在书法艺术中得以展现，进而导引时尚，成为干载以下心追手摹的楷模。
    孙过庭《书谱》开篇即言:“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非常简要地概括出“翰墨之道”的终极丰碑。其后复云:
    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都、皮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握其风味。
    其后规模传承，江东五朝书法风流，尽在于斯。阮元《南北书派论》认为:“慕羲、献者，惟尊南派，故窦笨《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于北齐只列一人，其风流派别可想见矣。”虽有偏爱，但五朝书法之盛，也是事实。又其《北碑南帖论》云:
    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
    且以南朝软禁碑刻之事，是以碑喝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所言五朝书法风尚及其缘委颇是，尤以新体导引潮流、不似北碑犹存隶古之滞后现象的看法为灼见。    五朝书法不重寒门庶族及文吏，亦不为碑榜事，此乃清流标榜，自高位置。《颜氏家训·慕贤》云: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视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
   书随人贱，取舍已非艺术标准。其实，文吏以技能干禄，往往有其过人之处，且为数众多，不乏善书俊彦，是社会地位使其寂寂无闻，书亦不传。以此.上溯，则东汉《华山庙碑》为书佐郭香察书，《西狭颂》为从史仇靖书.《郙阁颂》为仇靖颂文、故吏仇m书。如以汉碑多系门生故吏所立而量说之，则如书佐、从史等下层文吏之书写者正多，八分在史书之列，理当普之。由此可见，东汉’‘翰墨之道”的重心，亦在尺牍。
2、工匠作品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料当中，出土之金石砖瓦等各种工Lff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传世作品，如汉代刻石的一部分、北朝至唐代造像记的大部分及其他刻石题记等，都可以归人其中。它们的书写与刻、铸、模制工艺自成系统，其书体及作品风格均来自系统内部的传承，包括世守其业的父子兄弟相传、或师徒相传的字样和设计草本，故能独立于知识阶层笔下的书体演进之外，超然于文字考课制度之外，表现为滞后与稳定，变化而多装饰，颇具特色。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1)泛隶书化现象    在秦权量诏版刻铭当中，二世元年补刻辞多为半篆半隶的式样，此本为应急简化，西汉中晚期却成为帝王作器题铭的常见形式。且汉器工美，已能使篆隶融合如一，显然出自能工巧匠之手。汉代镜铭、砖文中也能看到。以其出于尚方内府，后世遂以“尚方大篆’.名之。。与此同时，还有一种隶书的刻款形式，字形方正或扁平，但少曲线，无波挑，与成帝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风格一致，向下则有东汉的《裴岑碑》《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东晋《高句丽好太王碑》等刻石及相当数量的砖文。对此，旧说名其为“古隶”，我们则称其为“旧体铭石书”，以区别于八分铭石书。    上述两类作品，与简犊帛书中的古隶、八分均不相同，而又都和隶书有关，我们以“泛隶书化现象”视之。其后，在两晋、北朝碑刻、砖石墓志、摩崖、造像记等被归人楷书的作品中，常见横画圭角四出、撇捺略具挑法的式样，它们本有八分铭石书的痕迹，凿刻时被工匠夸大变形，成为一种风气，属于另一种“泛隶书化现象”。摩崖大字多圈，其中隶意一望即知，也可以归人此类。又，敦煌出土晋人手抄本《三国志》，北朝写经的一部分，都有简略的隶书痕迹，若放大书写至出土书丹墓志的程度，大都可以作为未经凿刻变形的前期形态。如此，则佣书与工匠在书法上的同异之点，亦不难辨别。
    {2)装饰书体冬
    从春秋战国开始，装饰书体即成为工匠题铭的一个重要方面。器主均为王公贵族，由兼擅书画的工匠精心设计，铸后施以嵌错工艺，取金银为饰，使题铭富丽堂皇。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两件铜壶，凤纹书与战国以来的漆绘图案大体相同，表明工匠所用纹样之传承的一致性;凤鱼篆字形以小篆为基础，再经过纹样化变形及增饰物象而成。推而广’之，则砖、瓦、私印、镜铭等亦均采用装饰性书体，且以行业有别，工匠之人群组合与传承线索也随之不同，致使作品风格各异，自成系统。    汉砖装饰性书体仅见虫书，主要有共种类型。一是曲线饱满密填，字以小篆为基础而斟酌变化;二是间隶虫书，即作品中杂用装饰隶字或隶势，后世凡与隶书有关的装饰性书体，均祖述r此;三是省变图案化虫书。瓦当字形多取小篆，布局有正视、环侧、辐聚三类，装饰手法颇富变化。汉代铜镜字皆铸铭，书体、风格多变，极具装饰性。汉印虫书屈曲密填，鸟书多简，为其后鹊头书所本。汉砖题铭中还有填篆，采用变形、羡画等装饰形式，风格类于印文。工匠之作，本为尚方内府、王公贵族所用，后则逐渐流传，进人日常生活，仿效之风亦随之渐起。汉晋南朝士人参与装饰书体，其方法亦当本此而发展。
    (3)师法传承的影响
    汉晋南北朝时期，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有时甚至近于奴隶。按照法律规定，工匠不能迁居，不能改行他业，子弟不能人学就读，必须习其父兄所业。他们由各级政府直接管辖，属于国家的特殊财富。在这种严格控制之下，工匠世守其业，职业技能通过父子师徒的传承关系来获得，如此，则使其文字与书法有独立于知识阶层潮流之外的特色。例如，在用字上，多俗字、讹形、妄改;在书体上，日常用字呈明显的滞后状态与稳定性，装饰书体则以其天然地兼具书画之能，借助图案纹样处颇多，新奇的变化也多;在书法.I几，多稚拙鄙陋之作，或为巧饰经营，精粗之间带有两极倾向;在作品风格与美感上，往往表现出制作工艺的附加特征，即使是凿刻他人作品，也很难掩饰其职业习惯，等等。
3、地域差异
    书法史上的地域差异有二:一为文化中心与边远地区，二为政治分立所致。后者有两次集中的表现;一是春秋战国，二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论于学术价值和影响，以后者为最。汉魏西晋的文化中在黄河流域，是以碑码煌煌，名家济济。江南地区，汉时仅见《三老讳字忌日记》等数石，东吴书家仅皇象等数人能够跻身胜流:巴蜀之地，汉石工匠题记颇多，艺术则乏善可陈:《冯焕阅》以单线条作简书风格，《高颐阅》以稚笔拟八分，作者均属于工匠之流。《王孝渊画像碑》署工名“张伯严”，《樊敏碑》署“造石工刘盛息操书”，尤能见其风俗不重碑竭书法，任由工匠为之。蜀国书家见于载籍者亦少。西北汉石，如《沙南侯获碑》《裴岑碑》等，除与中原表现为技艺高低之差外，其滞后及风格还可能反映阶层的书法差异。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晋室南渡，文化中心亦随之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以世族思想文化为底蕴的书法风流，尽在于是。北方十六国战乱，不暇讲习文字，逢论书法。论其地位，或许可胜边远一筹。南朝书法，秉承二王遗风，“翰墨之道”亦渐弘扬;北魏孝文帝南都洛阳，.义化得以复苏，书法亦能创立规模，其后齐周绍续，而终无沦书之雅。相比之下，南文北质，各擅其美，但十大夫书家基于自身立场和价值取向，奉江左书法为正朔，北质亦渐为文饰所掩，书风重归一元。    南北书风的差异是就其大格局而言，各自亦均有中心与边远之别，南北之间也有一此相同之处。例如，二王楷书风靡江左，清流无不研习，与之同时的T氏家族墓志砖等作品的书刻表现为工匠阶层的滞后，发现于云南的“二爨”、四川的《权杨阳神道阅)，则属于边远的滞后。并且，这两类均以工匠的刻制工艺而显示出同于北派的风格。北朝书法以河洛为中心，向东则山左稍逊，辽西已成边远;向西，次第为甘陇、新疆，情况近似。了解这些，南可以二工为标准，用以址说书体演进和书法风尚;北以魏碑体及王公贵族碑志为标准，通理上下左右，兼为摩崖、造像、写经等确立基调。

汉晋南北朝时期书法 异质风流（2）

    刘熙载《艺概·书概》评云:“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按，后世所见五朝名迹，均唐摹和刻帖，骨丰肉润，点画圆美，故有“韵胜”、“温雅”之评，若由北朝匠人刻之。则未必如是形、如是评。北书刀斧之迹甚重，是所谓“骨胜”，乃皮相之言，如论其体势开阔雄健，大体似之。如果使南北书法在近于可比的同一层面上进行评说.则北朝碑版应取洛阳周围出上的元姓贵族慕志。它们数量大，刻工较为精细，风格相近，应能代表北魏士人书法的一般状态和官方所认可的楷式标准。其他书字工美的i-.流社会所用碑志，亦当作如是观。沦其品质，它们也具有雅文化的特征，只是取尚有异。又，阮元《南北书派论》云:
    至北朝诸书家，凡见于北朝正史、《隋书》本传者，但云‘’世习镬、卫、索靖‘’“工书”’‘善草索”“工行草”.‘长于碑榜”诸语而尸J，绝无一语及于师法羲、献。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实北派所分，非敢臆为区别。
    北朝碑志之盛，与鲜卑慕习汉文化有关，造像记、摩崖刻经和写经，则系大兴佛教所致，均实用使然。至于行草尺犊，恐非其所尚所长，偶有所善，亦难成风气，难步江左清流的后尘。又，《周书·王褒传》载其人降北周，太祖授以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高位，世宗笃好文学，尤加亲待。《颜氏家训·杂艺》述云:
    王褒地胃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喝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日:“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
    王褒仕梁，书法规模其姑父萧子霎，善草、楷，名重于时，《书断》列人“能品”。然其所善，乃7 !-左风流，尺犊章表，潇洒纵横，寄情怡性，乐而不知为累。北书崇尚碑志，身居高位，亦不免人乡随俗，临石丹，辛苦劳碌，为人役使，南北书法之风气、际遇差异若此!如仍用其所长，又何悔恨之有。又，《周书·赵文深传》云:
    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道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
    赵氏长于碑榜，乃从北派积习，而碑榜书法本为江左清流所短，故尔王褒亦须避让。至于赵氏舍长就短，从俗改习王褒而致邯郸之讥，是不知南北书法趣旨原本大殊，这种地域文化的深层隔膜，经过隋朝四十年的融会磨合，始渐告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