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帖学盛行的原因

         刻帖，尤其是丛帖，作为古代法书流布的主要手段，或早在唐代就已肇兴。有唐贞观年间，弘文馆摹刻内府所藏王羲之书札，成《弘文馆帖》一卷，因帖首“十七”二字，俗称《十七帖》，这是目前从文献记载到拓本流传均能得到印证的刻帖之例。迨至南唐，史籍记载有《保大帖》、《昇元帖》等丛帖之刻，至今已是有名无实。有关古代丛帖，信而可征的实例，应当首推北宋初期的《淳化阁帖》。自《淳化阁帖》一出，官刻私摹，数代绵延，形成体系；丛刻之风，亦由斯浸盛，形成专门“法帖”艺类和研究考订法帖的“帖学”。在这一意义上说，真正形成刻帖高峰的无疑是两宋帖学。因此，清《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乾隆十五年(1750)馆臣梁诗正等跋有言：“唐贞观初始汇辑钟、王书迹，至宋遂有诸法帖之刻。厥后重刊续补，流布益多“。徐森玉亦云：“刻帖不始于宋，而丛帖之风盛于宋。历元明清数百年来，官私刻帖种类繁多。探究其所收内容、上石年代与模勒者之姓氏，已成专门学问。”

         两宋“帖学”俨然形成规模，这背后有着较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

        首先，自宋太祖以来，两宋奉行“文物之治”的政治策略，有着重视史学的文化传统。其次，太祖、太宗以来，历朝帝王(包括部分帝后王妃)均爱好书法、擅长翰墨。再次，“文治”精神的时代特色，使得两宋文人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承担了主要的文化建设责任，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又次，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官私书画收藏之风盛行。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一是宋代文人的有闲生活与书法情结。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自晚唐五代以来，笔法衰落，两宋文人士大夫在追求“尚意”书风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从古代法书中去“临帖”、“学字”才是书学的正途。然而，前代法书墨迹的流传毕竟是有限的，而文人各阶层的学书需要是无限的，因此，模勒前贤法书，广以帖本(拓本)流传，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最佳途径与手段。同时，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生活繁华，北宋汴京、南宋临安，作为京都更是如此，文人士大夫的有闲生活比较丰富，诗文书画、琴棋歌舞已经成为文人雅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可以看作是艺术与精神层面的要素。二是宋代科技的物质条件与技术保障。宋代科技的发展，使笔墨纸张、雕版印刷等都有了精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与具体手段，为刻帖、拓帖提供了最直接的技术手段与物质材料。这又可看作是物质与技术层面的要素。因此，两宋时代帖学盛行，乃是时势使然。对此，有学者指出：“宋代帖学的形成，系由多种因素聚合而成的，是宋代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商业、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

        后世号为“阁帖之祖”的《淳化阁帖》十卷，就是在宋太宗崇尚“文治”精神和爱好书法的政治、文化双重背景下，于淳化三年(992)年出内府所藏前代诸家法书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辑编摹勒而成。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对此，宋人是有明确认识的。曹士冕《法帖谱系》卷上《淳化法帖》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载櫜弓矢，文治之余，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历代真迹，命侍书王著模刻禁中，厘为十卷，各于卷尾篆书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王柏《鲁斋集》卷五《淳化帖记》云：“本朝儒学独盛，非汉唐可比，而碑刻尤多。盖太宗皇帝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锋摘之腥，以阐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即遣使购募前贤真迹，集为法帖十卷而藏之，镂板于中禁。每大臣登进二府者，踢以墨本……”

         《淳化阁帖》因刻于“秘阁”，故又称《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或《官帖》等。由于《淳化阁帖》原版原拓的难得以及原版的损裂和消亡，自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刘沆于潭州(长沙)以官本《阁帖》翻刻为“长沙帖”(又名《潭帖》)以来，《淳化阁帖》的历代翻刻所形成的《阁帖》谱系，错综复杂，如今已是难以计数与厘清。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即就北宋而论，翻刻《阁帖》就形成了两大基本类型：一是，以《阁帖》为基础，增补了其他法帖而成者，如《潭帖》、《绛帖》等；二是，内容直接出自《淳化阁帖》，并基本按照《阁帖》祖本原样之翻刻者，如“魏王府本”、“临江帖本”、“泉州帖”等。这是两宋帖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阁帖》出现并形成帖学体系，还产生了始自欧阳修《集古录》，至黄伯思《东观余论》，讫曹士冕《法帖谱系》等，所形成的帖学专门研究。这门学问从不同的角度对刻帖加以阐述和评论，这其中既有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北宋著名书法家，也包括了陆游、朱熹、姜夔等南宋杰出文士。

        宋室南渡，疆域缩小了，国力衰退了，但文化之风不败。南宋帖学是北宋帖学的延续，乃至客观上得到了拓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