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必须有文字内容。诗词歌赋，碑铭尺牍无不可，唯恶俗语粗鄙词不可。

雅俗有可以转化之机。盛传于右任先生当年于南京公廨书“不可随处小便”纸帖，好事者揭去裁剪重装为“小处不可随便”，粗鄙之语转瞬化为警策格言。反之，也有经典泛滥，致使明珠暗投，泣玉在海者，如“上善若水”成灾，“厚德载物”遍地。不是说这些不是好词，是太好了，一般人受不起，一般场合挂不起。

“大江东去”，“北国风光”该是入书的绝妙好辞，既气势非凡，寻常百姓又喜闻乐见。苏词固然绝唱，却并不适合一切情景，任何人的生活也不至于崇高得只剩下气势非凡。尤其当人们对书法有进一步理解时，便会选择更合适的内容。对书家而言，除非情景需要，不能总是一套陈词。

那么，书法写什么？自然是需要什么写什么。永和九年三月上巳王羲之写了《兰亭序》，因为当日众人赋诗，公推逸少作序。当时情景，非此序不足以当之。尽管《昭明文选》未予录入，但丝毫不妨碍它是一篇文书俱佳的千古名作。

当然，抄文录诗不是晋书风气，流传至今的晋书更多的是尺牍。论者或以为这些聊聊数行，三言两语总不离生老病死离情别恨，文法单调的信件谅非晋书代表，我则以为这种说法诚厚诬古人。魏晋名士以尺牍相尚，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切磋书法。风气所煽，至颜之推《颜氏家训》称“千里之颜面”，显然说的是尺牍。尺牍既是晋人书法的主要形式，其辞句也是当年日常用语。前人指出晋帖文字难通，乃是字贵而招致割裂，这种情况容或存在，但书信有书信文法，有书信套话，文风不似其他文章样式，也是实情。晋尺牍难以疏通可解释为横遭割裂，而唐宋人书信真迹有斑斑具在者，文法与晋人若合符节，而与同时其他文章风格悬殊。实际上，书信在古代一直是别具体格之文。晋人书法、文章皆辉耀史册，只是美文与书法尚未完美结合，相互彰显。从这个角度看，《兰亭序》可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当然，我并不认为它就是王书典范，这是题外话。另有一件托名王献之的书法，书左太冲《咏史》诗，宋人已斥其伪托。如果就当时入书的风气看，确系伪作。

因情景书写是自古传统，不独两晋，至唐依然。张旭《肚痛》，怀素《食鱼》之类都是合于风气的名帖，唯《古诗四帖》托名张旭不合唐人入书风气，启功先生以为出自宋人。的确，抄写前贤诗文迟至宋代方成风气。

总之，内容应时是书法自古的传统。碑铭信札之外，佛经及历代传写不断的《千字文》也都是另一种应事之作。

一旦抄写美文成为风气，书法便在实用之外获得一种解放。而自由看似令人欢愉，其实吉凶未卜。时至末叶，书写的沦丧使得书法在自由的欣喜之后暴露出空虚的隐忧。许多书家都曾经历提笔不知所云的困惑，于是书坛响彻了书写自作诗文的号召，这难道不是书界的一种自我救赎！

只是书法家自己作旧体诗，似乎难挽当今的书写凋敝。格律诗有其时代背景，若不能以当下的生活入诗，诗就只能沦为躯壳。拗救、孤平、合掌、三仄尾已然不甚了了，勤奋请益，总能勉强可通。但遣字本色与否，用典雅致与否，则只论境界，难以技巧论，若非行家老手不免莫名其妙。当代书家所谓的自作诗中，鄙俗之词，累赘之事如泥沙而下。

所以，除非确实需要，我不主张书家必须自作旧体诗。抄写前人诗文同样可以展现一个人的学识与才情。抄写得当，有时候不亚于自作。

那么，以现代汉语入书又如何？很难！这不是厚古薄今，是称情之论，甚至是尝试失败后的真实感受。悲观一点，要说现代汉语于书法而言有其先天不足也不为过。王羲之《兰亭序》中二十一个之字各不相同，传为千古美谈，而现代汉语中俯拾即是的“的”字，在我看来就是书法家的泥沼。这不是我们不行，相信王羲之对此也不会太行。我拿这个字请教过几位同行，他们都缴枪投降。出现一两次勉强应付，接二连三，谁受得了？“的”就是一个缺乏书法潜质的典型字，它与“之”字，堪称两个极端。古汉语之字比比皆是，三画两拐，意象迭出。有经验的书法家甚至乐于“之”字不时出现。而“的”字却天生不具备多次艺术构造的法理，它四平八稳！包围结构在书法中是很难变化赋形，营造意象的，而这个字竟然由两个几乎等大的包围结构组成，纵使你有诗人的想象，又能奈何？所以，我还是建议书家以抄写前人诗文为主，自作诗文只为应事，绝不为书法而作诗！

不论抄写还是自作诗，都有一个是否妥当的问题。要么文书俱佳，要么因文害书。甲午冬某日写字，我于兴致盎然之时随手写下“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字虽尚可，但因为这个内容，至今仍然遗珠待沽。（图一）而另一件“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图二）文思奇巧，语涉双关，赖文句绝妙，鄙书不仅当初即被夺爱，半年之内已蒙再三请索。至于“大的不愈闲，小德出入可也”等作品倍受欢迎，则显然是我占了孔子的光。然我出于公心，虽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三受请，但我每次必须注明那是管子的话，孔子引了一下而已。

词的确有吉凶雅俗之分。但字与词的风格却未必要和谐一致。词对字的意象有提示作用。这种提示可以是正面的相映成趣，也可以是反面的衬托凸显。正面提示如颜鲁公《祭侄稿》，文意表达出不可遏止的情绪，书法一如其文章奔腾不息、枯笔渴墨，两相激荡、交相辉映。反面的衬托若曹操的隶书铭石“滚雪”二字，文意壮阔奔放，书法则安静闲适，很符合魏武帝其人内心翻江倒海，表面却不动声色的政治家的性格。弘一法师的一件名作“悲欣交集”，似乎也是反衬的典型。训诂学上有所谓反训，反训与解释都是一种解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同样，文章对书法意象的提示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其实质都是一种提示。

苏黄是书法史和文学史的两栖人物，他们能够文书相彰。同样是宋四家中的米芾，单就写字功夫言，不逊其余诸家，但和苏黄相比，我有时候总觉得米字气象不够宏大。闲来读宋贤帖，一日恍悟米字时有内容乏味无聊处，与苏黄辈呵唾成玉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同样诙谐打诨，米芾也写不出黄山谷“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这样的跋语。他不仅没有黄的淡然心境，为文遣词也显然是两种境界。

翻写前代书家旧作，也是一路。即使旧体诗作信手拈来如启功先生，也偶尔重书前作。曾见启书五代“云驶月晕，舟行岸移”联不落窠臼，甚有自家风韵。更多人的仿写则乏善可陈。有人仿写弘一的“悲欣交集”，却没有弘一的绚烂至极，仿写其“勇猛精进”，却不能寓刚于柔，仿写康南海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却不似康氏逸气纵横。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今人与前贤书法造诣的悬隔，我们要说的是，仿写，若出于模仿学习的目的并无不可，但要作为成品以示人，决非上策。尤其模仿名作，总难摆脱原作笼罩，貌似容易，若从较高处要求，其实比原创更难。

什么人写什么内容，就如同什么人写什么字，都是无法掩盖的。曾在一次大展中见一名家巨幅草书“顾长康画人常数月不点目睛”云云，《世说新语》中多么著名的段子！而落款竟然作“顾恺之语”，而一代名公竟誉之以“学者型书家”，真让人啼笑皆非！所以，无论你如何定义自己的学者身份，你的文化值是作品本身就可以透露的。

那么，究竟写什么？知道什么写什么。如何让自己知道的内容不至于沦为“三板斧”，多读书，读经典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