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意识，是可以通过书法读到的。也就是说，书法的背后必然有书法的意识，这是显见的事实。然而好事的研究者并不甘心，他们希望寻找这个事实以外的证据。假设古代的字迹都能够有个落款，最好名字之后再缀一“书”字，相信纷扰是可以罢休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可或缺的落款及其一般约定，是迟至明清才逐渐确立起来的。

历史上的古老文字，不是没有款，而是很少现代式样的款。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款及其方式有别。

比如略同于现代落款的，在上古文字中即有署名。文献记载署名是两千多年前的事，《礼记》所谓“物勒工名”，说的是战国器物，而署名是更为久远的传统。

殷墟卜辞中的贞人因为最早在文字中留下名字而备受关注。贞人的主要身份是占卜者，但大家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一点很肯定。至于贞人是否同时是书写者或者直接称其为书法家，则争议不休。长于考据的郭沫若先生对这个问题并未经考证，便说贞人就是殷世之钟王颜柳。我以为他的貌似武断不无道理，因为在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之外，他是个书法家，他直接读出了卜辞中的书法意识。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贞人若是未曾书刻卜辞而只是占卜呢？

我们承认贞人的确主要以主事人即占卜者的身份留名。但至少无法排除他同时兼事书刻。卜辞中有一种“同版并卜”的现象，也就是两个贞人的卜辞由同一人书刻在同一块龟甲上面，当然有可能这个书刻者是贞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过，两人占卜，其中一人书刻，这种可能性也是无法否认的。

此事姑且不论，贞人在文中的具名方式“某贞”却在后来某一类书法中保留下来，如晋人尺牍。晋人尺牍恒云“某报”、“某白”、“某拜”，与卜辞之“某贞”如出一辙。实际上，不仅晋代的名家尺牍，古楼兰出土的汉晋残纸，如“济白”、“淮白”等残纸，以迄于唐宋的文人信札，都是同一种出示作者的方式。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古老的文体方式，可以追溯至殷墟卜辞。那么，汉晋残纸、晋人尺牍、唐宋信札一脉相承绵延千年以上的署名方式其实是一个由文体约定的体系，它的源头殷墟卜辞的贞人如同汉晋唐宋的具名者一样，都是文字的实际书写者。

大多数书法研究者推崇晋人尺牍，却宁肯相信它的书法意义只是一流高手的手泽遗存，从而忽视作者主观的书法意识，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晋尺牍这种古老的署名方式有些陌生，因而以明清乃至当代的习惯要求晋朝的众名士。这种比较普遍的误会甚至可以推导出一个荒唐的命题：王羲之们贡献出了不朽的书法杰作，但书法在他们脑子里还是糊里糊涂。

古代书法何时开始明确署名的？现在已知是西周。西周的一些青铜器在铭文之末署有人名，如1928年洛阳马坡出土的令三器，方彝、方尊及簋，文末都出现“（丙隹）册”二字，册是书写，或者也兼撰文的意思。这种方式在后来书法的落款中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作“某某书”，有时书字也省略，因为极简，称为穷款。清初的书法家傅青主常在其书作末尾仅落单字山，堪称穷款之尤者。今天，这种方式成为主流，但不能由此推论此类之外的古书法如晋人尺牍的书法意识尚未觉悟，只能说明晚近以来书写与撰文的渐次脱节。

我们认为，像令三器那样文末署名的金文比较晚出，应当是出于文责自负的社会需要，而非所谓书法意识的觉悟。若是某人出于自我书法的展示，想必是不可以在国之重器上面落下名字的。就像战国时期的“物勒工名”也是出于对产品的负责，或许客观上有宣扬个人的作用，但不会便是初衷。所以说，一切书写者都是自觉的书写者，其间断无懵懂昏聩的机器。

出于各负其责的社会需要而署名，最典型的实例是石刻文字。如后汉名碑《西岳华山庙碑》，文末记录了所有参与者：“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修苏张工囗君囗。”

不过，石刻文字更早也是篇首具名的方式，如秦刻石。只是石刻文字的第一个高峰汉碑普遍没有采用篇首具名的方式。这可能与汉代长篇记事文的迅速发展有关，也就是说，汉碑铭是汉代长篇记事文以刻石方式的展示，因此它保留了记事文的一切格式。

汉魏的石刻很少署名，仅有的几例都是文末署名。而隋唐碑刻似乎有重振古风的勇气，一般地上的丰碑以其庙堂之气、庄严之态都采用了篇首署名的方式。欧颜柳等名家书碑无数，无不篇首出具撰书者姓名。草圣张旭罕见的楷书碑刻《郎官石记》也是如此。这种风气延续不断，元代赵孟頫，近代于右任书碑也一律篇首署名。

与丰碑不同，墓志的署名则自由一些。以我所目验的唐代墓志为例，《大唐故河东薛府君（鸿）墓志铭》首行署“赵郡李齐佺词”，《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颍川县开国男许（临）公墓志铭并序》，标题下署“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贺知章撰”。而武周时期煌煌巨制《苻栖凤墓志》则文末单出一行“中书舍人刘宪撰”。

这时期也出现一种新情况，撰书人姓名具篇首，文末列刊刻者及杂工姓名。著名者如《集王圣教序》。这个因为书法而产生的新事物没有如我们所愿将王羲之的名字置于文末并缀一“书”字，而是采用了更为庄严的篇首署名方式。李世民、李治以及沙门怀仁，自信地沿袭了传统，却也轻松地创造了新的历史。这件聚珍版名作成为后来学习王羲之的必由之路。

署名，必然出自多方的考虑，书法只是其中之一，不必凭署名或其它形式去证明文字的书法性，因为书法性是汉字本身所固有的，是不待证明的天性。直接用心欣赏、细心体会才是解读书法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