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书法与书学研究

    元朝八十九年的统治于1368年被朱元璋所灭，明朝建立，政局大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也呈现新的繁荣势头。但在书学思想上，我们却决定把它放在书势衰落的元代一道来考察。前人指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尽管一个字的概括难以全面，但终究抓住了几个不同朝代的书法美学追求的特点。惟独元明，人们将两个朝代连起来，用了同一个字:“元明尚态”，说明前人早已看到两个朝代在书法美学思想上、书艺追求上的共同点。诚然，元代书坛主盟者为赵松雪，明代书风在董其昌未出以前，依然是赵孟颊的天下。明代书家几无人不学赵，无人不受其陶染。‘不过，明代书法虽笼罩在帖学中，其实此时帖学却远非元以前的帖学了。这是因为唐人确有魏晋六朝法帖可仿，宋人虽较唐人见古迹为难，但唐五代真迹不难见到。到了元代，赵孟倾就只能讲“取古刻数行”，以《阁帖》为本了，赵书风靡天下的时代，所谓师法晋唐，大多也只能以明代刻本、以赵书为据了。
    明代皇帝中，确有不少书法爱好者，成祖朱棣，诏求全国能书之士写制，挑其中最能者留翰林院写内制，并授予“中书舍人”，更精选黄准等二十八人专习王书。孝宗朱佑橙，日临百字以自课，神宗朱诩钧十余岁时，即携王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王《乐毅论》、米带《文赋》帖于身边，随时揣摩。这既反映当时学书风气之盛，也说明当时崇帖风气之劲。至于那批专习王字的“中书舍人”，当然不可能成为其时的王羲之，倒确实在他们的笔下形成了被后世称体“中书体”的一种漂亮而程式化的书法模式。这时，读书人都很讲究写字，即使很不知名者，书法都很可观:中规人矩，不失赵家风范。明人也有少数习篆隶者。但基本上是取其形式，作为“识六书”的修养，并无意汲取其精神内涵。因而一些人笔下的篆隶也行草化了。明初宋珑于行草书外兼作篆，足不人市的赵宦光，以行草法作篆体，也名重于一时。明中叶以后，行、草成为文人墨客抒情寄兴的形式而大盛，文徽明、唐寅等均享名于一时，而祝允明更成为其时的佼佼者。然书之精神气象，均未能出赵氏门庭。晚期，董其昌出，名噪一时，有能书擅画之名，也有“脱去右军老子习气”之雄心，然时风所限，舍秀媚外无更高境界。明代非无锐意求变者，弘治、正德以后，张弼(1425-1457，字东海)作狂草、尚纵逸，自称“天真烂漫是吾师”，尽意挥写，不拘成法;陈献章(1428-1500，字白沙)束茅代笔，不求温润光整，而求支离枯劲，以避时尚;沈周(1427-1509，字石田)特喜黄庭坚的姿纵，吴宽(1435-1504)专尚苏东坡意笔……被冷漠了近二百年的宋代写意书法，在一部分正统派肆意攻击之时，他们却取而作为寻求新变的营养。徐渭更是一位创作意识强烈的书家，诗、书、画、文均能，自认书功第一，字亦如画，将每次作书都当做一次创作，故其传世之作，既有因尝试而不尽完善的，也确有为成法格守者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艺术创造。
    明代书学著述并不少。由于书学思想笼罩于晋规唐法的追摹之中，故讲学书技法者特多。如姜立纲的《中书楷法》、李淳的(八十四法》、丰坊的(书诀》等都很著名。连作书不拘成法的徐渭都写过《执笔法》和《七字书诀》等。所不同于前人的是，此一时期，对技法有了体系性的论述。   项穆的《书法雅言》、汪挺的《书法粹言)、宋曹的《书法约言》，被时人视为三大具有体系性的著作。虽然都是讲技法，其中也或多或少透露了他们的美学思想，仍然是研究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其他如张绅的(法书通释》、赵宦光的《寒山箒谈》、潘之涂的《书法离钩》等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陶宗仪有《书史会要)九卷，载古来能书者，上起三皇，下至元代，后朱谋贾续撰一卷。比较系统地反映其时书法美学思想者要数董其昌的《书禅室随笔》了。此外，散见在其他文集中的一些杂著、随笔，也直接地表述一些比较新鲜活泼的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