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自觉意识的强化

    自宋代以来，书、画经历了一个合流的历史时期，至清代，终于结出了硕果。这个硕果，不妨称之为“画家字”。
    书法毕竟过于贴近实用，它不像绘画纯粹以艺术面目出现，所以，从创作思想上讲，艺术观念的确立，便是至关重要的了。我们看到，从宋代以后，一方面是书法思想注人绘画，但绘画意识也渗人书法，自此，书法的艺术自觉意识强化了。所以，书法史上的大师，宋以后，罕有不是画家的。他们以绘画的精神作书，追求情趣，重视个性表现，乃至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在笔法、结体及章法上，都有了巨大的变革。
    将这个趋势描述得最清晰的，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周星莲。他说:
 
 
    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
不神。故曰:善书者必善画，善画者亦必善书。
    自来书画兼搜者，有若米襄阳、有若倪云林、有若赵松
雪、有若沈石田、有若文衡山、有若董思白。其书其画类能运
用一心，贯串道理，书中有画，画中有书。非若后人之拘形迹
以求书，守格辙以求画也。
 
 
    自然，他不可能一一尽举，即如朱聋(八大山人)、金冬心即未列人。
    “拘形迹以求书”，确是书家通病，救治这病的药方，便是强化艺术意识。但是，我们看到清代以前的画家作书，如苏、米，如赵、董，虽有变，而不“怪”。至清代，画家作字，变异的幅度便大了。
    绘画观念的增强，使书法的艺术意识大为提高。何况，纯粹从形式上看，明、清时期，文人画的题款文字日见其多，乃至在幅面上竟然字多于画。为求书法风格与绘画情趣的谐调，书法便不能不力求变化，所以，不仅八大、金农、板桥的字“怪”，至近、现代，如潘天寿、来楚生、赵少昂等画家的字，也都奇趣横生。追求审美情趣的观念已居首位，而实用的可识性反降居其次了。明白地说，便是“看上去美”的观念已取代了“看上去明白、能认”的实用观念了。
    形式与思想是互为影响的，切不可小看绘画题款这一形式对书法风格的影响。唐人只用小字题在树根石罅间，这只是简单的标记，文字还不能与绘画融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有机体;书法不好的，便只得在纸背落款。宋代开始有以年月纪志的，但只是小楷一行。至东坡开始用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风气。 到了元代，倪云林往往有题跋百余字的。从此，书法随着绘画题款的增多而直接介人绘画，这时，已不仅仅是用书法技巧作画的问题了，而是明明白白地介人，“虽侵画位，弥觉其隽雅”。
    绘画从无题款到有题款，再发展至与题款相辉映，绘画便觉情趣始足。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书法在艺术领域内的地位，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书法的艺术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唐人尚法”，不能不严守规矩，“宋人尚意”，已开始了抒写胸襟的里程。
    清代画家的字，具有更大的表意性与装饰性，与前人风格大相径庭。
    石涛(1630年一约1718年)为亡明后裔，俗名若极。是清初四画僧之一，在画史上地位极高。他的字，行书中兼有隶法，又含六朝造像记笔意，隶书则写得很新奇。秦祖永《桐阴论画》云:“石涛尤精分隶书，王太常云:大江之南，无出石师右者。可谓推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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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觉意识的强化（2）

 
 

    朱聋(1626年一约1706年)也是亡明后裔，释号八大山人，与石涛同为四画僧。八大喜以秃笔作书，因此，线条粗细大体一致，字的结体及整幅的章法，是以画家的构图意识去意匠经营，风格十分独特。吴修《昭代尺犊小传》谓八大书“有别趣”。
    金农(1687年一1764年)，号冬心，为画坛“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书法即声名很大的“漆书”。
    郑燮(1693年一1765年)，号板桥，“扬州八怪”之一。自称其书为“六分半书”。
    金农、郑燮在画史上地位极高。他们写字，宛若以画意去从事，务求新奇，而不蹈古人旧辙，个人风格十分突出。清人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
    其他如陈鸿寿、如清末的吴昌硕，都是杰出的画家，而其书法风格，无不新奇。创作者的主观精神影响、支配艺术创作关系其大。
    画家当然是艺术家，绘画当然是艺术，但能写字者不一定是书法家，写字不一定是艺术活动。石涛云，“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气实用性写字，便无所谓“用情”、“放怀”的问题。绘画，动手就须“用情”、“放怀”，而写字，则不然。画家作字，“用情”、“放怀”的意识就强得多。石涛又云“笔墨当随时代”。现代画家傅抱石解释此话云:“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措大写字、科场楷法，便无从谈“随时代”的问题。
    在这个思想支配下，清人谈笔墨之法，已不再老生常谈，喋喋于使转提按，而更多的是从艺术表现的思想高度来谈技巧、法度，从而赋予了书法新的生命活力。板桥说“领异标新二月花”，艺术就必须独创，不新不异，人人面目都如右军，那还算什么创造?“同我者死，异我者生”，这是名言。各个时代的书法虽自有其面目，但在这个领域以内，遵古循法的思想却较严重，而标新立异的意识却不太强。
    对现代、当代书法思想影响最大的，正是清人这种见解。清人书法，竞相标新立异，实在得力于画学思想的介人。始于宋人、盛于清人的这个思想发展轨迹，清晰可辨。
    学者对画学思想之介人书法，论述鲜少，只不厌其烦地谈金石学介人书法后所兴起的碑学，事实上，画学介人书法，至少在北宋时代已成大观。诚然，中国文人，以诗、书、画、印为修养的四科，在宋、明便已成格局。过去，论风格流派的成因，只从文字渊源等外部因素去寻觅，而较少从艺术家主观的内在因素去探求。金石学介人，毫无疑问极大地影响清代书法，但这种影响，是在文字学意义上对书法家的启示。何况，嘉、道以后的书法，是画学、金石学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书法。画学、金石学介人书法后，产生了复杂的“化合”作用，新的书法流派才告诞生。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赵、董诚然是帖学，同时是画学大师，而开清代碑学风气的金农、郑板桥，也是画学大师。所以，碑学、帖学，并非水火难容，在艺术思想上，二者也有一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