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于欢案卖肆”即“辱母案”的二审结果宣判了，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并且法院认定于欢刺死1人的行为是防卫过当。

    其实，当“于欢案”发生时，社会上一片舆情，公众一边倒地同情这件“辱母案”并站在了于欢这边，我也不例外。这叫案件所折射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例如：一审中，一切按照冰冷的法律条文来处理，于欢杀人了，不管啥理由，就按法律条文规定的杀人最判罚。但是究其案件的发生的特殊性，我觉得民意执念的朴素正义，应该在法律管道内有正常的空间，要给正常的人伦情理留下必要的雹卜空间，能考虑到当面凌辱自己母亲导致的精神痛苦，那判决势必会被更多人认同。想必于欢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他提出上诉。

      随着今天二审的宣判，我觉得在于欢这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它阐述了尽管法律是冰冷的，但它的精神是有温度的，显示出了法律调节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行为的冲突，并折射出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景、正视法治中的伦理。这也反映出了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要正视人心经验，正视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的发展趋势。

      于欢案二审的宣判，我觉得不仅是于欢在法律与伦理的争诉中取得了胜利，也是法律与人情伦理下的调和结果。如果不是中肆轿这样，只是按照一审的结果，那法律就真的真的太过于冰冷了，不问事出缘由，一切按死板的法律条文来宣判，这与封建社会时候的所谓王法，又有何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