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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砥:二王书法在当代

书法知识 笔耕砚田 2年前 (2019-06-23) 778次浏览 0个评论

 

白砥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导,中国书协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协副主席。
 
 
二王书法在当代
    书法报:最近在《诗书画》杂志上看到您《当今学王书风缺失什么?》的文章,加之以前出版的《王羲之书法解析》及《书圣之殇——王羲之传统及其本质》等论文,您在当代书坛对二王书风的认识与理解别具一格。您对二王书风学习与创作持何种态度?
    白砥:二王是中国书法史上行草书的代表书家,尤其破古开新的创举千古不朽。王书所破的“古”是指汉以来的旧体用笔法(汉简书等),“新”即其提按分明、擒纵有度的笔法及空间的形式感。王书自唐初被神化后,学书者不学二王几不能成书家,但其实,唐太宗在宣扬王书的同时似乎压制了其潇洒倜傥的精神实质,而把“法”度放大了(此或为统治者别有用心)。后世学者大多拘谨守法,不及王书在潇洒中寓谨严的品性。在我看来,中唐之颜真卿、张旭、怀素在学王之外另有对博大、厚重的追求,是理想的学王而不泥古的样板。而元代赵孟頫书既不能潇洒,又在使转时多偏侧之笔,笔法与空间形式俱不能到王书的境界。
当今学王者众,总体来看,仿者多、创者少,将王书写大写重者更为鲜见。之所以大多数人一写大字王书时笔法难以体现,在其用笔不能重按(一旦重按,笔锋即致破败,不能使转自如),缺失的是对王书线条节奏感、重量感的认识,尤其快速使转时弱化了王书的动作意识及结字的变化意识。大量仿作用笔尖轻快走笔,出锋都成了鼠尾一式,其实是赵孟頫、董其昌惹的祸。今人取之在于易学,而王书之变化法则因其难能,则被舍弃,真有些舍本而求末的味道。
 
    书法报:您提到的厚重,是否更多从篆隶书中来?
    白砥:是的。书法的传统不惟二王一脉。在二王之前完全成熟的篆隶书,是二王不能代替的传统。但很多人理解篆隶古法,仅局限在写篆隶书上。一旦行草中被渗入篆隶古意,便被视为不正统。我们看颜真卿、张旭、杨凝式、黄庭坚、杨维桢、张雨等书家,其实早在清代碑学之前千百年就在实践对篆隶古法的吸收与融合。可以说,中唐的大气、沉厚越过二王直接汉代,这为中唐人贬王书(“羲之俗书趁姿媚”)埋下注脚——相对颜真卿、张旭、李白(《上阳台帖》)等的“厚”,王书确要逊色几分。许多人以为“厚”只要把毛笔按下重提便成,这是无稽胡言。重拖虽也能见力,但粗躁单一,不入味,不耐看。厚而能动作多变,自比轻而动作多变难,这是篆隶古法的高深之处。而从质感上理解,雄强而柔郁,这才是厚而能古的关捩所在。
行草书不仅可从篆隶中汲取厚质,也可从结构上借鉴篆隶书的简拙古穆,使行草减少无谓的缠带(王铎之不及右军,在于过于繁复)。中国书画审美中所说的高古,表现在结构上便是简。所以,篆隶天生具备高古的特质,因为其笔画结构简洁,少有牵带。东坡所说“草书难于严重”,意义亦在于此。所以,将篆隶之简、厚融入行草,使行草具备高古气质,这是对行草书的升华,同时也使其在形式上赋予了创新的涵义。
 
    书法报:作为中国美院的教授、博导,在书法教学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
    白砥:艺术院校的书法教学,侧重于对古代经典名帖的临摹学习,这固然十分重要,但让学生依样画葫地临写,缺少纵深的指导与解析,学生很难真正明白书法艺术的真谛。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进行技法教育的同时,必须强调审美教育。在体验经典名作时,要分析它们的短长得失,尤其是古人如何体现出传统文化精神的部分,由表入里,由浅入深进行解析,才是高等书法教育之“高”所在。为此,我们通常会建议学生学习中国哲学、美学,学习艺术理论的基本知识,学会中西方的艺术比较,了解审美中的共性与个性,领悟哲理、艺理、书理,使书法教育不陷入写字技法教育的泥潭。
 
 
 

 
 

 
白砥行草条幅(备用)
山北山南处处行,回头六十七清明。如今老去摧颓甚,独坐焚香听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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