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变，非由晁错，弊在三代之策也。何者？盖其萌于高祖、文景之治也。或曰：七国之变，岂非错之咎也。予谓其固人臣之礼而事上矣。自非其过，何以加之。
昔者武王伐纣，俾天下为一，大封诸侯，以固社稷。然春秋至于战国之际，饕餮放纵，主虚盈下，上诰而下所不为也。以至九鼎日趋月倾。此谓之分封之弊也。 若夫始皇之有远略，乃废分封以建郡县，卒至秦之天下少安。由是观之，错之所云固非大谬之论也。惜夫错之所谋乃以忠汉，然卒至加祸于身，岂非汉之失乎！且夫景帝以诛错而悦逆，终不已七国之犯。此间足悟，七国之所挟，非错之所首，图在神器。
夫七国之变，萌于三代，是以何哉？盖高祖尝观吴王之色，曰：奸叛之面，尔将反乎？曰：安敢有是之为矣。高祖亦违先之所诰，卒畏世之所鄙而终不转也。苟其不可变之，则宜易其所封之邑。岂不知其所辖，铜丰有馀，适以内养而聚兵乎？此高祖之所以间弼七国之乱矣。夫高祖之畏世之所鄙，而不移其先之所衷，卒起反叛。何其不智乎！昔者大禹、商汤何其爱民，天下离乱，朕躬有错，乃为罪己。而天下益亲之。而高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非先王之类也。是以七国之变，高祖居其首，文景又略之。 夫七国之变者，吴王为先，而吴王之所以得起，皆以高祖之分封、文景之放纵者也哉。
夫文景之治于世有大益而于诸侯则大患也。盖仁雨义泽，天下思治，百姓得以休养，然仁义过犹则有所不及也。若非以文武并至，则诸侯以为上肆凌，日趋跋扈，卒生祸乱。
夫景帝以少亡刘濞之子，阴萌之愧于濞，而致其骄悍鸷猛，终发祸端。此非濞之所由，乃其萌不臣之心也。固上少不戮其后，其不臣之意殆不可消也。是以七国之乱，非错之议，乃在三代之咎矣！悲夫！错何其不辜乎！ 使高祖当天下之所鄙而易吴王之封邑，假文景以文武之力并向七国者，则七国殆无覆巢之危也。
故曰：七国之变，非以晁错，乃在三代之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