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事人君者，必有捐身之患，何辞之以全己，此非人臣之节也。取自之富贵，而弗顾天下之兴亡，则岂足为忠耶？
昔者管仲尝谏于桓公曰：易牙、开方、竖刁乃奸邪之类，莫可亲之，上若固起之，则齐国必乱。既而仲卒，桓公毋视仲之说，乃起三子，后果如是，桓公困于其之所谋，卒绝粟而亡。何其悲乎？世谓其乃桓公之咎也。余为不然。此谓仲之过也。何则？盖其忠义不辩，惟顾尽忠于人主，而弗视忠于天下之道者也哉。夫忠于世主者，乃尽为其所谋，而忠于天下者，必以黔首之福祸为要。苟其尽图天下之人，则以为无异。然则以益私而毒天下者，必捐身以谏之。此之所谓忠臣也。
且夫仲悉三子之所为，不以绳之，纵其事主，至桓公囚卒。岂非不忠乎？虽仲以诈诰而诛，盖桓公亦不罪之。是以二者之故非易牙、竖刁、开方能较之者也。使仲以微身而全齐之社稷，则齐人何其幸哉！
当秦之世，赵高有罪，蒙毅案律当诛，然始皇宥之，卒起沙丘之乱也。世谓此乃始皇之咎也。以余观之，乃毅之过也。盖使其以诛之，则始皇殆无罪其之所为。虽有捐身之危，亦莫可勿为也。苟以天下之兴亡为一，即其异首，何惧之有。
观夫唐之所以有开元之世，乃谓宋璟之忠也。昔者李氏与玄宗并诛韦氏，复神器于睿宗。然则其权无厌，妄图九鼎，璟以之而请上，移其于外，乃触其怒，遂责玄宗，既而外放。此虽非以直挫李氏之威，然玄宗亦有所备，卒而尽诛其党，开天下之大治。此岂非璟之以捐身之患而全唐之社稷乎？使璟惟视其身，毋顾天下之兴亡，则玄宗其为李氏所戮，开元之世，益乃无处论之。夫管仲、蒙毅者，何以相较璟哉！其悟国之所患，而不谏之，惟顾周己之全，岂足谓忠乎！
向使管仲以诛易牙、竖刁、开方三子，则桓公安可绝粟而卒，且齐之社稷何以崩乎？设毅如律固行，则秦之天下岂可二世而绝矣。悲夫！毅毋宁忠于始皇之不审，亦莫为天下之黔首而消患，夫蒙氏一族何其不值乎！故谓毅善忠君，而拙于忠天下之大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