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保老师

甘长胜

周维保，我的好友。

我与周维保老师最初认识是公元一九七0年九月，公社召开的教师大会上。我俩都是民办老师，他年龄长于我，知识面亦广博于我。后来，我念太湖师范又念安师大，但也还经常见面。读书回来，我分到寺前高中任教，后来又调到新仓高中任教。那年周老师也转为国家教师分配到新仓初中当语文教师，两校相距五华里左右。我们原来就彼此关系不坏，现在又多了一层“老乡”的关系。当时，新仓高中系独立机构，乡初中则归新仓辅导站和新仓学区管辖，学区没有自己的房子，只得借新仓高中几间房子办公和生活，所以周老师到学区有公事，总跑到我房间聊一聊，时间或长或短，长则一日半日不等，短则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打一个照面也是有的。

当时，虽然三中全会召开了，国家拨乱反正时期。但“阶级斗争”像毒蛇一样盘踞在人们灵魂王国里，“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还牢牢扣在那“一小撮”人头顶上，周老师的父亲就是扣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而离开人世的，自然不能去登天堂，而只能去下“炼狱”了。正因为他父亲有这顶帽子，其子呢？处在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革命年代，其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本来，周老师祖上在晋熙城也确乎风光过，留下许多房子在建国初被没收办了国营食品厂。遗憾的是国营食品厂现在倒闭了。这是历史开玩笑，也许是开历史的玩笑了，而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总是那样寥寥，虽然也有，但他们则在襁褓之中就呜呼哀哉了。历史的镜子永远高悬在东方文明的古墙上。

建国初，革命铁扫帚把周老师祖父、父亲两辈人从老房子里扫出来后，其时周老师还小，没有上小学，他与父亲住在天灯街半间屋子里，过着“狗崽儿”的生活。1956年，周老师读小学三年级，一天与一同学顽皮而右手骨折，但没有得到良好医治的原因，除了当时医疗条件外，据说也与“狗崽子”身份不无瓜葛，致使这只右手完全残废了，那以后，周老师改用左手写字。

1964年初中毕业，因为父辈帽子问题而未能进入高中读书，只得到山区耿家卫生院跟一个老中医学中医，这还是父亲托人托保的。父亲含泪说：“我连累了你!只有一只手，你学中医将来总有一碗饭吃。”周老师其时年龄虽小，但品味着家寒，背《汤头歌诀》，背《皇帝内经》和《伤寒论》超过头悬梁的古人。

但有一天，区委书记余某突然在大会上点名要耿家卫生院辞了“狗崽儿”。周老师不得不背被落子步行百余里回天灯街那半间旧屋里。那一段时间周的同学都穿着草绿色军装“革命”去了——或串连或夺权（印把子）。而周缩在半间屋子里，无事可做，达半年之久，直至第二年才敢伸出头来进山去，每天砍一担柴薪，卖给单位食堂以维持家用。那是周老师少年时代最难忘怀的日子，后来，正式通知周老师的父亲让出天灯街那最后的半间房子。这是1969年4月，周老亲把破锅破罐一挑子挑着下放到了农村，那儿也是住半间屋。六年后，其父病故，尸骨也埋在农村那深厚的土壤里。

周老师一只左手使用犁、耙、锄、锹、镰进行“劳动改造”，确乎让乡间农民笑出了泪水。而此时的周老师则把嘲笑的泪水咽下喉去，深深埋进自己的肚子里，藏在自己灵魂深处。他想到了亨利、杰克伦敦、契诃夫他们。

乡间虽然到处“文化”革命，而文化人士则少得可怜，岂可简单用“沙漠”来形容之？周老师这颗种子好比最先撒到了“寸草不肯生”的贫瘠土壤里。这时不知哪一位有识之士的好心人发现了周老师，推荐他进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虽然，当时教书也是上点“语录”和报纸上的“文章”而已，但对于周老师来说，从“生产力”的角度是一次大解放，从处境看由糠箩跳进了米箩，虽然一年也只拿二三百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不过一百几十元的年薪罢了。他用左手在黑板上写出的字，竟然比一般教师用右手写出的字还要规范漂亮些，委实让当时的贫管会和村官们惊叹不已。也正是这一段时间，他卖力教书，暗暗下定决心，把青春献给乡村的孩子。他虽然是残疾人，教书则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他始终坚信着，而且泥土一样厚重的乡间人，竟然不嫌弃他这种狗崽子文化人，地道而亲切地称他为教书先生，他第一次感到做人的欣慰。他当民师的第二年，在乡间与一个厚道的姑娘，建立了家庭。

后来，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进村，周老师又被赶出了课堂。那是1975年中秋节，他放学刚回到家里，一个耕田的农民跑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去村乡问，果然被证实消息的可靠。他如同五雷炸顶。那一段时间周老师的灵魂似乎无家可归了。乡间人又为什么突然嫌弃他这种文化人呢？

天意从来不可违。周老师又被工作队当作狗崽子要扫出校门，周多方告求，才被保留了民办教师资格。

不久，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束。周老师又重新回到了学校。

公元1980年春天，周老师经过选拔转为国家正式教师，这已成为周老师真正直立行走的日子。但也许是“狗崽子”的原因，也许压根不该比别人少了一只手，安庆市教育局对周老师的审批没有通过。周老师连夜赶到安庆市教育局，找领导评理，说：“我既然能当民师为什么不能当国家教师呢？民师与国家教师根本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拿工分由农民负担，一个由国家财政拨款。工资不同，教书是一样的。”市教育局领导无言以对。这年秋天周老师虽然当了国家教师，但依然相当贫困，因为那年分责任田下放到户，周老师“一只手”到底难供四口。其时他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所以，尽管新仓学校离家五十华里，周老师舍不得花钱搭车。星期六下午回家时总是挑着担子，不是挑糠就是挑萝卜菜回家喂猪，他的后面跟着两个念书的孩子。后来根据政策回城，周老师在县城西门桥做了三间砖瓦屋，妻子也跟着进了城。那年三月，周老师向我借四十块钱做本钱说想摆一个茶摊子在自己家门口，我当然乐于帮忙。此类之事，当时无疑也是我乐意为之的。如烟的岁月又过了将近二十年。而今，周老师被圈内的朋友称为三高：一曰他的楼房最高——临街三间三层店面（附近人家房子一般为两间两层），二曰他的职称最高——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城西中学获得这样职称不多），三曰他的儿子分的单位最高，分在中国进出口种子集团。

周维保老师是我的好友，也是当代平凡人一页活历史的。
选自《心灵烛语》（2009年5月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