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翟万益

古陶文是指魏晋之前镌刻、打印或书写于陶器、砖瓦质材上的文字，它在书写载体和书写内容方面均有别于甲骨文、金文、碑石文、简书、帛书和玺印文字，不仅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和史学、考古学的重要资料，现在把它纳入当代书法创作，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参照。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框定其历史时限时，下限划分到魏晋，一方面是针对现有资料，像陆心源的《千甓亭古砖图释》时代下限为晋宋，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下限确定为汉，更重要的是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文字在魏晋之后或者在魏晋，反映在古陶器上的文字和日常使用文字同步并行，很少有古陶文的那种书写形式，多为隶、楷、行、草书体，和纸帛文书同向发展，因此不列为古陶文书法的研究范畴。

陶器上出现刻符和刻文的历史比较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发现一些刻画符号。例如关中仰韶文化类型的西安半坡遗址，临潼的姜寨、零口、垣头遗址，长安的五楼，铜川的李家沟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发现各种刻画符号二百七十个。晚于关中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浙江的良渚、台湾的凤鼻头、山东的章丘城子崖下层等处出土陶器上的刻符，青海乐都的柳湾、甘肃半山马厂遗址所出土陶器上的彩画符号。关于这些刻画和彩绘的符号，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的认为是记号，有的认为是“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有的认为是简单的文字。但1960年山东莒县出土的龙山文化灰陶尊上的刻文，已被许多专家认可为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书契文字。上古削木为觚以为书写载体是十分理想的材料，遍地是材，但都无稽可考。随着陶器制作的规模化，古文字在陶器上出现，只是当时生活的局部反映，其性质仅仅是一个商标的作用，用以区别陶器的制造者、所为者和使用者。私人作坊的世袭性质使一些陶文有了青铜器上族徽文字的标识性质，一旦稳定下来，父子相传，代不改易，使原初的字形固定地保留了下来，不和日常使用的文字同步，作为书法的借鉴，我们删削藩篱，站在唯美的角度，都可以为我们恰当地加以利用。

商周时代的陶文，主要见于山东莒县、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上海青浦崧泽、马桥，浙江良渚，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新郑、登封、阳城，广东佛山，河北磁县下七垣，江西清江吴城、万载榕树窝、鹰潭角山，山东沂源，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陕西武功、岐山、扶风、凤翔，湖北宣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陶文并不发达，与之相对应的是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可以进行对比研究，而同址出土者多为器物编序号码、族徽记号，文字最多者为山东沂源出土的商代陶文共有十一个单个刻画，但不能释读。与之同期的商代通行文字尚不止于此，我认为只能在文字大背景中是一个另类，并不能代表商代文字使用的通行状况。从刻画方式看，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陶戳按抑文字的状况，大多为手工随意信手而做，表现出更多的率意性；从文字的内容考察，不同的陶器上有着相同的文字，如陕西岐山出土的陶器上的“周”字，书写都有着极大的稳定性，并且表现出了一致性，到了这个时候生产量的不断增加，陶工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刻制陶戳的愿望就产生了。

这时期的陶文多为一器一字，陶器的表面积和文字的占有面积之间有着很大的比例悬殊，依据现有资料进行比较研究，陶工都是固定地占有一定的书写面积，没有铺天盖地的那种书写思想，把更多可以书写的面积让给空白，表现出中国文字在空间中的约束性。同时表现出了陶工对空间的把握意识，虽然有些文字书写气度上十分奔放、恣肆，但都很难跨越他们心中长期形成的制约。

春秋时期的砖瓦、陶器上的刻符和陶文，各地都有零星发现，比较集中的是陕西省凤翔县高庄的秦宗庙遗址出土的瓦上发现刻画符号三十多种。战国时代的陶文发现的数量最多，主要见于山东的齐国临淄古城遗址、河北省的燕下都遗址以及秦都咸阳遗址等，战国时代的陶文早已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早在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马星翼所撰《邹县金石志》中已有关于邹县出土陶文的记载，还有王懿荣的一则题跋中谈到吴式芬曾收藏过一件传为长安出土的有铭的陶鼎，由此可断定，陶文的研究滥觞不应晚于道光时期。此后收藏、研究、著录之风渐开，到上世纪末，大约有著录近七十种之多，其中未刊著录四十五种，已刊的接近二十种。近年，高明的《古陶文汇编》、袁仲一的《秦代陶文》、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体例都较为完备，所收图录更是超前，山东王恩田新出的《陶文图录》收有一万二千余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古陶文和其他种类的文字相比较，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陶文产生的时期远早于其他文字，且发展时间长，整个伴随了中国文字书法的全程，可以说一部陶文史就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书法篆刻史，而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等类文字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流行；第二，陶文除了秦惠文王四年瓦书及秦始皇廿六年诏版铭文外，一般不超过十字，而多数为一二字或三四字，少有长篇幅的记事类铭文；第三，甲骨文、金文、竹木简、帛书多出自社会地位较高层次的人的手笔，而陶文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陶工所作；第四，从文字学及书法的角度观照，陶文的书体较其他文字更为丰富多彩，从中国文字的最原初形态到篆书、隶书、楷书、行草等各类书体都囊括在内，包含了汉字起源、发展的很长过程。仅以战国时期的陶文与其同时期的其他文字相比，其结体自由、表现奔放、变化丰富、笔道遒简，足资书家之借鉴；第五，甲骨文、金石文字和简书、帛书等材料，多涉及重大政治事件及上层统治者的活动，而陶文绝大部分内容反映了“物勒工铭”的情况，尤其是陶模的印制，本身就是典型的印章资料，这些材料可以直接被当代篆刻艺术吸收和借鉴。

陶文有了上述这些特征，就有着其他类型文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现在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吸收其艺术营养、扩展陶文书法艺术的创作，当是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