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书协的换届年，书法圈中谁当中国书协主席的传言一波接一波。最热门的人选最终都被爆料揭了老底，批得体无完肤。有人认为对中国书法院奖和兰亭奖的揭露，同样与换届相关。这类文章有个共同的特点：言辞激烈，常常把自我标榜为正义的另一端。当然我们不能以道德审判爆料者而推翻爆料的事实，但我们可以看出书法圈的利益博弈是多么的激烈。

我一直认为书法的门槛极低，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会写字，字写得虽有好丑之分，但书法与写字并没有明确的界点。以20世纪书法为例，除政治领袖外，最值钱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流文人，第二梯队才能数到有学术地位或政治地位的书家，一生以写字为业的职业书家许多都落在第三梯队。民国还有大量文化阶层的人，比如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文职人员、账房先生、代写书信者，各式人等留下的书写文字，与今天的书法相比皆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狭小的生活空间不可能容留所有的书写，除非是文献资料可以进入档案馆。那么足以传世的书法或书写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那就是离不开作者的成就和知名度给文字书写带来的附加值。

20世纪后半叶，书写工具发生重要改变，毛笔已不用于日常，所以真正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不再有可能成为书法家。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书法家作为一种职业与文化脱离而独立出来。这与武术一样，冷兵器时代它是实用技能，当代则为表演。早先，书法界的主流仍然是前代文化的余绪，主体是前代成长起来的文化人。随着20世纪初走过来的一代人逐渐逝去，位置空缺被新一代职业书法家所填充，他们除书法以外没有别的建树，却享受着与前代书法家一样的殊荣，甚至心无旁骛，一心钻营，比前代大家更领风骚。

带给新一代书法家殊荣的位置，都是体制赋予的。最顶层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然后是副主席、理事、会员。这一准行政机构协会，往下一层一级的行政区域都有分支，都有主席、副主席、理事、会员。虽然各级会员都有准入条件，但有利益就难免有寻租，有利益输送。越是顶级的入会越严格，矛盾却越多，比如中书协的展览获奖是入会的硬性条件，近年几乎每次重大展览都有人爆出猛料。说到底，书法把文字书写作为一种技能独立出来，而文字书写脱离了内容表达和外在影响力却不可能独立。既然书法家已经脱离了其他文化成就，就不可能有特别的书写内容，所存只剩下外在影响力。一层一级地加入协会就成了职业资格，书协内部的职位当然是专业水准的体现，在这前提下，党代会、人代会代表，政协委员，都会给地位加分。美术院校里，院长、教授等职务或职称都可提高其专业地位。

体制内每个阶梯的位置，反映到体制外就是书画家的身价。比如泾县接待书画家的最低要求必须是中国书协、中国美协会员，只要是会员不管书画好丑，在那里总能卖点钱、换点宣纸。也许书画家争取体制内的地位并不一定是为了卖钱，但实际效果是体制内的地位与体制外的价格，每一步都相关联。曾经有位书法家面对买家不知道已经涨价，说：十七大回来就三千一尺了。十八大以后涨到多少钱一尺就更不必说。这些书画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对体制内影响自己升迁的人从来都出手大方，有求必应，而对体制外拿钱买他们作品的人则漫天要价，一分钱不让。体制内的受惠者也反过来为这些书画家评功摆好，认为他们是一方文化的旗帜，对地方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不说他们成功的基础赖于体制，甚至享受了政府无数的扶植。

画家与书法家在体制内有着相同确立地位的制度，但毕竟绘画作为一种艺术，有独立的审美和运用功能，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依赖于体制而独立的职业画家。体制内取得地位的画家，在体制外的表现却又是一番景象。最突出的是：他们以精工细作的绘画投稿体制内的各种展览，以获取奖项确立地位，然后粗制滥造去糊弄市场。获取政治地位的画家，则把市场当作他们的试验田或垃圾场，各种标新立异的产品都可以卖出真金白银。

凡此种种，可见书画界的价值体系已经严重败坏了这个领域的风气，并将艺术创作引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