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怎么看待执著？当您选择从事艺术时，您想到的是一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去从事艺术？您怎么看待追求艺术过程中的奋斗？

吴冠中：执著应该是一种真实。这是一种强烈的爱情，与艺术之间的爱。我的奋斗就是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体验强烈的爱情。爱情是神圣的。这种爱的力量很大。

我把艺术看成人类文化重要的哨兵，它对人类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相当神圣的一部分。但是，我从法国回国后，读到列宁说，“艺术是政治的螺丝钉”，我感到受到了重大的打击，难以接受，从此开始了无穷的苦难。但是，还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不过，在创作上，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有困难。怎么办呢？我想到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风景里是有情的，因此，我转到风景画的创作，用风景来表达我的艺术。因为风景画与社会的关系不那么明显，表现祖国之爱啊，母亲大地啊，画作比较好通过。那等于躲避在风景里了。

记者：您的画在市场上价值不菲，您怎么看待财富？曾经，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打电话跟您说，您的一幅画已经多少钱了。您当时说，这个钱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保持自己的清晰？

吴冠中：我一辈子穷，对金钱没有感觉。人生短短几十年，人生主要是要创造，能够给人类历史留下创造性的东西，但这么做的人太少了。真正的财富是指那种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留得下什么来的有创造性的人与相关事物。

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准确的，有炒作的成分。这个社会的心电图是不准确的，我相信自己的心电图。保持清晰，就是要远离这些。我去卫生所打个针，小护士都知道你的画值多少钱，我不解释，解释不清楚，自己心里清楚就好。很多老板也是这样，他们说你的画值多少钱了，其实我也没有拿到钱，真的拿到那么多钱了我也不稀罕。我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艺术创作上了，对这些东西我不感兴趣。

记者：有人说，一个艺术工作者，他的叛逆心越强，他的创造力越强，您怎么看？

吴冠中：从某种角度上，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也得看它为什么而叛逆，假如是为了叛逆而叛逆是无用的，是假叛逆。如果一个人具备足够创造的素质，他看清了叛逆的实质，有实力而进行为了创造的叛逆，这样的叛逆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您绘画的同时，也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它们之间的关系？

吴冠中：我原来是喜欢文学的，没有想学美术，中学时代（初中）是想学文学的，那时着迷了，但不被允许学习文学，后来学了美术。我是文学失恋了，然后才找到美术。文学就成了我的私生子（大笑）。

现在想来我更愿意搞文学，文学有另外一种力量，一种美术无法具备的力量。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他都知道，各种人的姿态，如果用文学来表现，会比绘画更有办法。

记者：对坚持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青年画家，您有什么建议？

吴冠中：因为年轻，他们肯定有前途。但是，他们躲不开苦难，他们不要躲避苦难，对待自己的人生要诚恳，要诚实，要勇于承担苦难。因此，我提出过，中国政府应该用“奖”来代替“养”，出了好东西要大奖，“养”不知能否养出杰出画家的，“养”没有把握。比方说诗人，诗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苦难，诗人自己写出了伟大的诗篇，震撼了社会，他自己才在社会上站了出来。哪个社会是养诗人的？养不了的。艺术就是如此。应该用奖项来激励青年。

记者：您更愿意学生来学习您的绘画技巧还是学习您的思想？

吴冠中：我得看他是一个什么材料，他走的是什么方向，他迷路在哪里，我得看他的自身特点，才能知道怎么指导他。每个学生都不一样，都不能笼统地教。我不需要他像我，哪个学生像老师的话，这个老师就失败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个我与我学生作品的联合画展，我想叫它“叛徒画展”，但在中国叫“叛徒”很危险，还是没有这么叫，而叫“师生展”。我希望每个学生都从自身找到特点，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不要迷恋老师身上很固定的东西。

记者：您强调的灵气是否也基于此？

吴冠中：对，有灵气才能创造，要找到自身的灵气。没有灵气就无法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