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年间，邺县。吴州人张旭，经常来此观看公孙大娘的《西河剑器》舞。

公孙大娘身法轻盈敏捷，舞姿矫健，双剑上下飞舞，忽隐忽现。张旭凝神关注，进退之间，一招一式，都令他着迷。

一天，一剑舞罢，众人散去，张旭仍沉浸良久。顷刻之间，这被世人称为“张颠”之人，像是悟到了什么，手舞足蹈，飞奔回家。大醉之后，呼叫狂走，落笔成书。

他仿佛将自己手中的笔幻化成公孙大娘的剑，时旋时转，时而如猛虎下山，时而如蛟龙出水，变化莫测，龙飞凤舞，神采飞扬。

数十年后，在一次席间，诗人杜甫追古抚今，想起年幼时观公孙大娘的剑舞，亦追念起“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的传说。

今人看不到公孙大娘的剑舞，却有幸仍能目睹张旭的墨迹。

《草书古诗四帖》，世间仅存的唯一一件张旭墨迹，这个春天，带我们走近那个传说般的时代。

张旭，不疯魔不成活

关于张旭的疯魔，传说太多。

说他喜欢喝酒，常常在大醉后呼叫狂走，落笔成书，甚至以长发作毛笔蘸墨书写，所以大家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张癫”。

《草书古诗四帖》出现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最早应该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作为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一书的插图。《中国通史》在“文革”前后非常流行，当时喜欢书法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插图。

张旭用狂草书写了南北朝时期谢灵运与庾信的4首古诗，波澜起伏又秩序井然，对狂草书体的形成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全帖一共40行，188个字，纸张也是罕见的“五色笺”。

但这件作品并没有落款和印章，所以，宋代以后饱受真伪争议。由于帖中将“王”字挖改成“书”字，变成“谢灵运书”，早期一直被误认为是南朝宋谢灵运所书。

一直流传到明代，董其昌在作品后大笔一挥，题跋说这是张旭作品，并评论它：“有悬崖坠，急雨旋风之势。”

此事早已成为一件公案，至今在学术界仍未有定论，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杨仁凯等四位先生均有过论文。这四位先生都是当年全国书画鉴定五人小组的成员，是国内一等一的权威，但他们所持观点却完全相反：启功、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帖不是张旭所书；谢稚柳、杨仁恺先生则认为此帖非张旭莫办。而熊秉明先生根据他的研究，也写有《疑张旭草书四帖是一临本》一文。

在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当代草书大家王冬龄看来，这件作品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绕不过的重大节点性作品，因此他对此有过数十年的关注和研究，并专门著有《张旭<古诗四贴>初探》。

1995年，王冬龄在沈阳参加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时，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原作。“这件作品，当时否定的声音也很多，我看完大为叹服，更加坚信它是张旭真迹。我感觉其宽博舒展的结体、豪纵奔放的气魄和肥劲丰富的用笔，符合张旭一脉的狂草风格，宋人是写不出来的。好的作品，就好比一个高人，不用讲话，他的气场、气息就完全不一样。”

无论如何，这件作品已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件存世的张旭墨迹。“如果否定此帖，则张旭已无真迹在人间。”

奇人张旭的出现，或许只能是在唐代。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太宗李世民的亲力推动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二王书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唐之后，一批堪与二王比肩的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出现了。他们秉承魏晋以来墨迹与碑版的双重传统，逐渐突破王氏书法的萧散妍妙，转向法度森严的风格。

这其中，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和张旭、怀素的草书，尤其具有时代意义其中，张旭以精到的笔法和不羁的性情，开创了狂草书风格的典范，被世人尊为“草圣”。

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