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济（1902－1969），字豫清，（豫卿)，又字虞清、余清，朱文钧先生长子，书法家。朱家济先生长于书法，擅真、行、草三体，作品俊丽清健、笔跃气振，自成风格。同时，对于书道，尤其是“运腕”二字，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影响甚深。

在群星灿烂的现代书坛中，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朱家济先生其实是一颗巨星。这是因为这颗巨星对于当今书坛来说实在太遥远了──远，俗眼就感觉不到巨大恒星的存在；近，即使电灯泡也会觉得耀眼。说他遥远，不仅因为他去世已整整二十年，没有赶上“书法热”，更因为即使他能活到“书法热”的今天，他的不求闻达的处世态度也会使自己的光亮照耀不到当今书坛。不论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人人都知道必须发挥广告的威力才能家喻户晓，因为世人总是外行的多。人们好谈“书外功”，却不愿意承认如何做广告其实倒是最利害的“书外功”。朱先生虽然有很好的人品和学问，却没有这最利害的“书外功”，甚至连一点自我表现的欲望也没有。当朋友来信议论到名时，他去信说：“名，实之表也，多名何为？”他这种“为而不恃，成而不取”的处世态度就使自己遥远到三十六天的兜率宫──先生与太上老君住在一起，我们凡人如何能看见！

然而，巨星之间是互通信息、相互照耀的。六十年代，潘天寿先生深有感慨地对他的学生说：“朱先生才是真正的书法内行啊！”举世闻名的潘先生如此推重并不闻名的朱先生，我们俗人当时虽然感到突然，但十分相信。同时我们又十分钦佩潘先生高尚的人品，因为只有圣人才如此推贤举能，俗人则惟恐居于人下。既然朱先生是“真正的书法内行”，我们就要乘着书法实践这一宇宙飞船朝着朱先生的方向飞过去──并非为了先生本人，而是为了我们当今书坛能得到他的书法光辉的照耀，以便将我们时代的书法水平向前推进。

潘先生所说的“真正的书法内行”是什么意思？只要看看沈尹默先生所说就明白了。沈先生说，虽有“丰神意趣”，“但以笔法绳之往往不能尽合”者，则只能称“善书者”，而不称“书法家”；“凡是谨守笔法，无一点画不合者，即是书家。”（见《现代书法论文选》第26页）朱先生正是这样的书家。

朱先生“谨守”了什么笔法？是“八法”。为了实用的方便，文字的自然面貌从篆、隶到楷、行、草，其发展趋势是从繁难到简易；为了欣赏的需要，书法的艺术面貌从篆隶笔法到楷行草所必备的“八法”，其发展趋势是从简易到繁难。不了解这个道理，才有东汉赵壹《非草书》的外行话。八法之难何以见得？李斯创小篆，本人即造其极，这是因为篆书笔法最易造其极；秦王次仲创隶书，汉蔡伯喈造其极，说明隶书笔法较难造其极；汉史游创章草，本朝张伯英造其极，这是因为章草笔法同与隶书笔法的缘故；秦程邈造真书，至魏、晋的钟、王才造其极，八法之难可知；后汉刘德升创行书，二王并造其极，以其行书笔法同于楷书八法的缘故。八法在篆书中萌芽，在隶书中生长，在楷书中成熟，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创新出别的笔法，因为“八法”已将用笔穷极变化了。在正、行、草中，历代卓越的书家必定继承“八法”这个优秀传统，有见识的鉴赏家也均以八法为贵，因为“八法”是历代书家书写经验的结晶，是笔法的优秀代表。如果真行草的“八法”与篆隶笔法并无繁简、难易、高低的区别，那末“书圣”就必定不是王羲之，而是孔老夫子了！

今人多耻于以古人为师，然而“天真本具古法”，所以其实必定继承篆隶笔法，或继承历代小名家、民间书体的古人却不自知，因为或篆隶笔法，或八法，两者必居其一。人们以为：以具有八法的大家为法，法太严，不能突破古人面貌；以篆隶笔法，或以小家，或以民间书体为法，法宽松，即创新大有前途。殊不知只有“谨守”法严的八法才能更好地创新，因为所谓优秀传统的八法，其实是教人如何将毛笔的艺术性能充分发挥，从而使点画艺术形象千变万化的“变化法门”。朱先生“谨守”了这个变化门，所以书法面貌不仅与当今所谓的时代风格截然不同，即使放到历代书家中去比较，也是风格独具。不仅如此，即使在他自己笔下，也是章法各异，万字不同──同一文字的自然面貌能有无穷的艺术面貌。这是以点画之变来求结字之变的妙处，因为局部的点画之变必然造成整体的结字之变。造成这种神出鬼没般变化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朱先生能精通隶、正、行、草文字自然面貌的变化规律。各种字体虽有大致的界限，但正如人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是渐变的，并非突变，因而字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今人不能、又不愿“谨守”优秀传统笔法的变化法门，因此点画形象必然又回到以“质”为尚的篆书的“玉箸”。人的脸孔，“文”起来有喜怒哀乐，“质”起来则只有木然的一种。所谓“文质彬彬”，首先是“文”，而不是文与质各一半，更不是以质为贵。“质”是文中之质，“喜怒哀乐”“文”的藏一点，“质”也就在其中了。以文求质，文质并茂；以质求质，点画必然雷同，因而结字之变也必然有限。致力于创新的现代书法反而不能新，成为千人一面的东西，我手头不少全国性的书法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按理说行草书是最能彼此拉开距离的，但把不同省份的不同书家的字放在一起，竟如一人所书。时代风格固然有了，但个人风格却得不到体现。朱先生“谨守”“八法”不变反而能变，今人抛弃“八法”欲变倒是不能变，这就是因为所谓优秀传统的“八法”正是教人如何创新、如何变的“变化法门啊”！

赵孟頫出入晋、唐，诚为大家，然而以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尚有不及朱先生之处。项穆《书法雅言》云：“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虽然我不以为“妍媚”是毛病，“纤柔”也并非因为做了贰臣，但赵书骨力不够却是事实。朱先生所书，妍而质、媚而遒、多骨丰筋、清健俊丽，实有胜于赵书。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赵吴兴未梦见也。”清王澍说得更具体：“《淳化法帖》卷九，字字是吴兴祖本。”潘伯鹰先生也看出了“《十七帖》有中有许多‘也’字”“散见在他的字中”（《中国书法简论》第132页）。以上诸家的评论说明赵学王书尚有未入化境的不足之处。朱先生所书，虽然有二王、褚、蔡、米，甚至颜鲁公等家遗意，但每字却令人无法确指来自某家某帖，个个是自家面貌。所以我说朱先生的书法成就至少已在赵孟頫之上，即使与晋、唐、宋诸大家相比也并无逊色。

书法水平与鉴赏水平既互为提高又互为引证。朱先生的书法水平虽然尚少有人评论，但他的鉴赏水平在文物界是一致公认的。先生自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长期从事书画文物鉴定工作，直至1969年去世。书画鉴定固然要有书画以外的渊博知识，但至关重要的是对书画本身艺术风格和格调的鉴别能力。朱先生为我国书画文物工作奉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鉴赏眼光自是不凡。眼光高取法就高，取法高，作品才能达到至高境界。

清冯班说：“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钝吟书要》）这句话对于影印技术昌明，书法墨迹大量发行的今天来说，已经不合时宜，然而对于朱先生少年时代来说，确是指出了一般学书人之所以不能得法的主要原因。周星莲所谓拓本易于学步而难以揣摩，真迹易于揣摩而难以学步云云（见《临池管见》），让人以为拓本与真迹优劣各半，并无差别，实则易于揣摩才能易于真正学步。从前一般学书者一个好拓本已不可得，何况是真迹！而朱先生在这方面却是得天独厚。先生的高祖朱凤标，清道光至同治间由翰林院历官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人称“萧山相国”。父亲朱文钧，早年毕业于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归国后任职于财政部，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是一位著名的古书画、古器物鉴定家和收藏家。1933年在伦敦所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是我国古文物首次大规模在国外的展览，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是经他选定的。朱家财力既丰，眼光又精，于是家藏极富。1954年，朱家济先生与其弟家濂、家源、家溍遵照父亲遗愿，将大批家藏文物捐献给国家。1976年后，朱家兄弟又三次将所藏捐献给国家。著名的《蔡襄诗翰册真迹》就是他家的藏物。朱家济先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因此自少就有缘神游于法书名画之中，与历代名家直面相见。

学书固然要有好范本，但范本是一个不能与之对话的老师，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欲得笔法就很难，因此学书者还必须寻师访友。然而名师不易得，因此往往误入歧途。待到年长，俗书已无法脱身，偶见前贤法书，不是自叹不如，就是以时代风格论来解释自己，于是书风日下，此势所必然也。沈尹默先生所书，评者多以为有晋人之风，或说有唐人、宋人之风。沈先生居然能与千百年前的古人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可见书人不应该以时代风格来原谅自己。朱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遇到了名师沈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胜利后在上海，他们来往更多，于是耳闻目染，笔法益精。他们都师法二王以及二王一路的诸大家，但都自成面貌。苏东坡论书云：“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若将沈先生所书比作杨玉环，朱先生所书就是赵飞燕了。他们的书法面貌虽然各异，水平却难分上下。沈先生在1939年所作的《与豫卿夜话因赠》诗云：“豫卿誉我字，可当名迹看……”（“豫卿”是朱先生的字，又字余清、虞卿、予卿。）如今在我们看来，朱先生所书也是“可当名迹看”了。

朱先生勤于临写，直至晚年仍然如此。我每次到他家去，都能见到他那张精致的明朝红木长桌上放着刚临罢的元书纸。他给二弟家濂的信中写道：“弟誉吾书太过，吾何克臻此？但看名迹耍笔杆是我经常兴趣所在，未尝废置，或有小进而已。”63岁时给朋友黄耀先的信中说：“吾戴老花眼镜已逾四十年。现在除木板大字外，眼镜之外必用放大镜，看报则非放大镜不可。兄亦尔耶？我写信则用浅光眼镜，信手画去，不管他怎样。兄写信亦吃力耶？”先生的小字最令人绝倒，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笔法精到、神融气畅的小字居然是在视力一片模糊的情况下写成的！对于他来说，毛笔比钢笔更能得心应手。他以一枝派克钢笔装配了一个毛笔头，常带在身边，有事拔出来就写。有一次，他以这枝自来水毛笔为我示范悬臂作小楷，居然能与不悬臂一样自如且精到，当时我尚不知他的视力竟如此不行，然而已经为此惊叹不已。若不是将学书作为“经常兴趣所在”，因而经常、长期地“耍笔杆”，哪有这种不以目击，惟以神遇的境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又说：“吾性好穷理，不为无用之学（按：指临写），最懒作字，取大意而已……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付之。”视临写为“无用之学”，刚“能执笔”就“取大意”，“多见碑”、“好穷理”，却“最懒作字”，其结果只能是“眼有神”、“腕有鬼，不足以付之”了。康有为写了洋洋万言的书法理论，所书却远远不及朱先生，这是因为他既未得法又不肯花工夫的缘故。政治、军事、科学，都能改变人类的命运，书法却不能。书法虽属小道，而要达到朱家济先生这样的成就却又并非易事啊！

选自书画纵横网《创作杂谈——李文采谈浙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