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

马一浮先生是近现代文人书家的代表之一，在创作与理论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马先生首先是一位学者，在长期远离尘世纷扰的生活中，他清心寡欲，把治学当做主业，此外，并不经营俗务，如此才有大量时间进行书法创作。他也常会有感而发，留下了内容丰富的论书文字，涉及艺术品评、创作心得、版本考订等各方面，形式不拘一格。马一浮的书法融合了碑与帖的技巧和精神，化成众家，不露痕迹，又能自出新意；论书也极富韵味与情致。马先生是高寿且高产的书家，后人品赏马先生书法与书论，感叹其“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更当引发对笔墨充实生活、裨益身心的思考。

笔砚中自有乐地

马一浮把书法当做一种日常消遣和娱乐方式，他说自己“兴来唯染翰”“索居无俚，恒以作书遣日”，甚至将书法看成学问的末事，这种态度，使他不刻意求工，不追求险怪的风格，将胸中的“学问文章之气”从容发扬于笔墨之间，使作品气象儒雅、率性自然，书卷气息浓厚。

马一浮幼时即开始了书法创作活动，鉴赏、临习书画作品之余还实地考察过许多著名的碑石、摩崖，书法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元素。即使生活枯燥、处境艰难，他也一直以书法相伴：“荒山无人，如居蛮貊，犹有残拓可资临摹，不可谓非幸耳。”从他的书作题跋中，可见一年四季书法创作活动从未间断，这正是利用书法去消除寂寞、排遣生涯以求“自适”的生活状态。1937年8月，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个月，马一浮在危难时刻还不忘作书遣兴：“丁丑新秋，寇警中书此，颇有闲静自得之趣。摄心亦多术，何必深山始可忘世，笔砚中自有乐地耳。”

马一浮一生安贫乐道，身上有着特立独行、淡泊超逸的品格。他的人生态度与创作取向存在着高度一致，例如对魏晋书风的推崇，以其具有清新天然的韵致；他作诗清峻通脱，同样可看出对魏晋风度的向往。他甚至将诗与书法结合起来论述：“自来义味玄言，无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渊明、康乐，故当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与言诗、可与论书法矣。”诗意生活，得其真意，安乐于斯，作品风格才能洒脱爽朗，不疾不厉而风规自远。马一浮诸体皆能，篆、隶、楷，沉稳端庄；行草则温润潇洒，灵动飘逸。书香笔砚在侧，超越世俗牵绊，“乐地”中勤事耕耘，方能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

1934年作 行书朱子五言诗 立轴

结习能消躁妄心

马一浮论艺极为重视其社会功能。他并不是一味高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相反，他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期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从事艺术活动要融入人生，要追求真、善、美，进而感动人、教育人，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须知最高艺术，当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作为书家的马一浮，同样关注着书法对于提高人的修养、形成健全人格方面的巨大功用。他一方面认为作品即心灵的流露，体现着人的品行与修养：“虽因翰墨流，亦自胸襟出”。读帖习书的过程，就是与古人心灵沟通的过程。马一浮对弟子说过：“每观碑帖，便觉意味深长，与程子读《论语》之说相似。”正如读书，要用心实践与体悟：“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学书者应当用心揣摩，体会前贤的精神境界，悟得其中深远的意味，由技进乎道，如此将对身心起到一定的滋养作用。

另一方面，马一浮主张用“敬”和“慎”的态度来对待书法创作。因为挥运之际，正是书者展示性情、体现教养的过程。马一浮素来待人行事极为认真执着，写字时也从不失严谨与细致。他甚至曾批评弟子“作书草草如此，深负老夫之望。须知寻常写一短札，亦可见人之用心。即此便是学，不可放过。若以为吹毛求疵，老夫此后亦不敢更着一字矣”，态度严厉如此。他认为如果在日常细节中做不到沉着笃实，便是不诚不敬，事关重大，所以在书写时必须排除杂念，远离浮躁，在平和的心境下才能创作出好作品。马先生以学者的本色进行着书写活动，无论书法篆刻，绝无离奇怪诞、哗众取宠，所以作品以蕴藉隽永面目示人，短札巨幅皆有雅正之气。

篆书立轴

马一浮曾这样总结：“作诗写字皆可变化气质，但须习久，始能得力。躁者可使静，薄者可使敦，隘者可使扩，驳者可使醇，俗者可使雅，浅者可使深。”学书时切实体会碑帖的风神意蕴，创作中进而又与古贤精神相接，完成好这双向的交流互动过程，最终可消粗犷之气、助变化之功，达于心灵的安宁——这可以被看做学书的终极目的。

据马先生的弟子回忆，“先生每教人，词缓而意不尽。坐谈终日，从无倦容。问着虽至浅俗，先生从无厉声愠色也。”老辈学者的风度，令人感佩，也令人神往。传道授业也好，为学为艺也好，均应在点滴细节中培植修养的根基。姑且借用马先生的一句诗——“临池得养生”——借书法创作来陶冶性灵，启迪心智。故此我们不应降低水准，而要站在必要的高度去审视书法创作：面对时代的巨变，不妨沉潜气质，摒弃险怪粗俗，淡泊于世功，究心于灵魂。不管身处何地，发现并欣赏美，乐于心而形诸笔墨，用内心的恬静醇厚真实记录下我们的生活，以期收获生命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