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另号天池，别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人。徐渭工书法、诗、文、词、曲、戏剧，画则人物、山水、花鸟、鱼虫，无不精妙，尤以大写意花鸟突出，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天才人物。徐渭的大写意绘画，以走笔如飞、激越奔放的水墨图式向人们传达出一种骚动、痛苦、冲突的意绪，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徐渭同前辈文人画家有着不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纠其根本原因则是在人格风范上的迥然差异。文人写意绘画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质，就是高度的主体化和作品的个性化，而这一切，皆由画家主体人格而来。徐渭的大写意花鸟艺术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征，因此理解和欣赏徐渭的作品，必须要了解徐渭的人生经历及这种经历对他人格塑造及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

徐渭的人格有着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他的人生经历有着深刻的悲剧性;二是他性格上的狂放、孤傲、愤世嫉俗、孤僻执拗、不拘礼法等个性。他的人格结构中，自我人格部分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和高度的昂扬。这些成就了他注定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艺术家。

一、家庭悲剧与童年早慧

徐渭于1521年3月12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大云坊观桥巷西里大乘庵东德徐氏故宅榴花书屋。书屋前有池沼通泉，徐渭10周岁时在池旁亲手种植了一株青藤，所以后来徐渭又号青藤道士并称其所居为青藤书屋。徐渭的家族是会稽当地的名门望族，徐渭的父亲徐鏓由于祖上在贵州位列有军籍，为了求取功名，特从绍兴来到贵州，利用贵州的籍贯应乡试，中举后曾任云南巨津州知州，后因有功而官至四川夔州府同知。徐鏓原配夫人为童氏，曾育有二子，后随徐赴任时殁于滇阳。徐鏓后续娶了苗宜人为妻，但苗宜人一直没有生育，徐鏓晚年纳苗宜人的侍女苗氏为妾，生下了徐渭，徐渭称苗宜人为嫡母。就在徐渭出生百日时，徐鏓就因年老多病而去世了，管理家事和养育子女的重担就落在苗宜人身上。出生不久就丧父，徐渭不可谓不薄命，但好在苗氏很宠爱他，极力培养他并对他寄予厚望①。但因徐渭是侍妾所生，生母没有地位，又缺少父亲庇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免受到鄙视。然而不幸才仅仅开始，徐渭10岁时，由于家庭每况愈下而至穷困破产，在家庭里本没有任何地位的生母竟被卖掉，年幼丧父而又与生母别离，对徐渭幼小的心灵带来的沉重的伤痛和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又过了几年，徐渭刚满14岁，苗宜人也终因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不久不治而撒手人寰。自此徐渭完全丧失了母爱和家庭的温暖。苗宜人死后，徐渭不得不改依同父异母的正出的长兄徐淮，徐渭后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自叙处境时说：“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可见这位兄长对徐渭并不好。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种种童年的坎坷经历，尴尬的家庭地位，深深地刺激了徐渭幼小的心灵，使他的深层性格中形成了矛盾和冲突的一面，独特的自卑与自我，过度的自我拘束与放纵，他因此常表现得敏感多疑、孤僻执拗、不拘礼法。②

如果说徐渭是愚鲁迟钝之人，他也许不会对此有太深刻的体悟，但恰恰相反，徐渭自幼聪颖，才思敏捷，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据载，徐渭6岁时曾“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③。8岁，“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十几岁时为文，“指掌之间，万言可就。”④16岁时，他仿拟汉代扬雄的《解嘲》赋作《释毁》一文，深受当地一些名儒的推许。徐渭从小就博览群书，志向高远，渴望要建立一番功业，有所成就。

早慧并且遭遇悲惨的境遇，这对徐渭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情绪体验，童年体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的体验，往往在个体生命的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给人的性格涂上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童年经验是人最本真的原始生命的体验，它不仅会滋养艺术家内在的精神世界，而且会培养艺术创造所需的心理素质和能力。

童年遭遇对人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就是亲人的死亡和爱的剥夺，当一个年幼的孩子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时，就会对死亡产生焦虑和恐惧，内化为他的心理结构，使他的心理早熟，并形成一种认识的反应模式。同时，父母的早亡，过早地剥夺了徐渭作为一个孩子应该获得的家庭温暖，对一个人来说，童年的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他们就需要得到精神补偿，对于敏感且有天分的艺术家的心理和性格的影响较之一般人更大，这种精神补偿欲望要远比一般人强。这种欲望往往在孩子长大之后会以不同的方式释放出来，比如通过艺术创作得以升华，这些幼年痛苦的宣泄和释放日后形成了徐渭绘画作品骚动、痛苦、狂放的情绪基调。

二、屡试不第与爱人早夭

如果说徐渭悲剧人格的建构首先是童年的创伤经验起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徐渭成年之后的遭遇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悲剧性。

青年时代的徐渭胸怀大志，有广博的才学，他关心政治，研究兵法，志于剪除倭寇、立功边庭，素有爱国为民的热忱和慷慨激昂的豪情。由于他生在一个科举至上的社会里，他曾热切向往功名，以便一展抱负，在写给友人的诗中他表明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心，“男儿抱策满万言，殿头日炙研水干，今朝一得龙颜笑，明日金鞍摇马鞭。”⑤徐渭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结果却一再败北。从他自著的《畸谱》来看，徐渭17岁去应考秀才，但没有考中。20岁时再次应试，仍然未中。他自知才学出众，深感不平，上书学政要求复试，后经复试被录为县学生员。徐渭中了秀才之后，才有资格参加全省乡试。以后他每隔三年乡试一次，共考八次，但屡试屡败，直至41岁，始终没有中举。他在19岁时因童试再次落第愤而上提学副使书中自己做出解释：“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所谓“不合规寸”即不符合当时的八股取士思想，徐渭的才学和思想对当时来说就是异端思想。在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许多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往往遭到摒弃和排斥。44岁时他还想参加考试，因故未能成行，此后即废考。徐渭想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建立功业的理想和抱负始终得不到实现。

徐渭有过一段美满的婚姻生活，他20岁那年，叙官出任广东阳江典史的山阴人潘克敬因闻知徐渭的才名，将长女潘似许配徐渭。由于徐渭家境贫寒，徐渭只得入赘潘家。徐渭与潘氏小姐正式成婚后，两人性情投合，非常恩爱。婚后五年的春天，潘氏生下一子，取名徐枚。可惜好景不长。到这年冬十月，潘氏因病不幸逝世，去世时才19岁。失去爱妻的痛苦一直萦系在他的心头。徐渭曾写下了七首悼亡绝句。其中一首是：“箧里残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来不觉西窗暗，飞尽寒梅雪未晴。”后来，徐渭见潘氏生前所穿丝绸红衫，潸然泪下作诗曰：“黄金小纽茜衫温，袖褶犹存举案痕。开匣不觉双泪下，满庭积雪一灯昏。”从中可见他对亡妻潘氏感情的真挚和深厚。

明 徐渭 花卉轴 纸本水墨 纵337.6厘米 横103.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寄人篱下与疯癫自残

似乎命运始终在跟他开玩笑，徐渭平生崇尚自由，难以忍受寄人篱下，在科举之路不通的情况下，为养家糊口、一展才华，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徐渭不得不走上了幕府文人的道路。这种生活一度使他快乐，但更多却是失意与痛苦，是导致徐渭“疯狂”的重要原因。徐渭生活的年代正是晚明最黑暗的嘉靖年间，由于嘉靖皇帝的昏庸无识，长期不理朝政，内有奸相严嵩弄权，外有倭寇猖獗成灾，朝纲腐败，边防废弛，此时徐渭已三十多岁，1556年，朝廷命胡宗宪任浙直总督，管理沿海军务，主持抗倭军事，并广泛招募人才，徐渭也被招募。徐渭在应召后曾数次推辞，可见他内心有所矛盾。徐渭早有抗倭之志，他深读兵法，实地侦查，研究战例，谋划战策，渴望能施展才能。他曾参加过绍兴守城抗倭斗争，对于官吏的无能，消极避战的做法非常不满。但他仅是一位秀才，难以受人重视，无法施展抱负。当时的胡宗宪握有御寇大权，可能是他施展抱负可以依托的人物，但胡宗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攀结严嵩父子，是徐渭犹豫的原因，最后，在矛盾的心情中，徐渭在37岁那年正式入幕了。入幕后，由于徐渭的文才韬略，胡宗宪礼遇有加，给予徐渭格外的重视和信赖。对徐渭孤傲而不拘礼节的性格，胡宗宪也能充分尊重。胡宗宪还出资为徐渭谋婚，介绍张氏成为他的继室。在胡宗宪那里，徐渭的才干也得到了一些施展，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与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徐渭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并得到嘉靖皇帝的极大赏识。1562年，平倭斗争连续取得大捷，浙江倭寇基本肃清。徐渭曾与抗倭名将戚继光作《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诗。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严嵩被罢相，其子严世藩被下狱。这年11月，大学士徐阶策使南京给事陆凤仪劾胡宗宪“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得旨逮问，胡宗宪被捕解京师，盛极一时的总督幕府就此解散。42岁的徐渭结束了五年幕客生涯，回到了绍兴。胡宗宪被逮至京。嘉靖皇帝念他平倭有功，并未治罪，只是被解职闲居。过了三年(1565)，胡宗宪又受牵连被逮下狱，最后死在狱中。

胡宗宪的倒台，不仅给徐渭带来事业上重大的挫折，在这段时间中，徐渭从精神到肉体上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痛苦和浩大的劫难。由于他的文名早已播及朝野，礼部尚书李春芳托人送徐渭聘银六十两，招徐渭为幕僚。1563年初冬，徐渭应聘到北京，李春芳让他在文房供事。但徐渭性格狂放不羁，难以适应京城部幕僚的刻板生活。他在浙直总督幕中时，胡宗宪以“国士”待他。而在李春芳尚书府中，他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仆从，徐渭自然难以忍受，他觉得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是对他的极大蔑视，此外还有待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李是当时严党的反对派，一直把胡宗宪当作政治上的死敌，企图置之死地。徐渭虽然反对严嵩，但胡宗宪对他有的知遇之恩，胡宗宪更有抗倭功勋，与严嵩是有区别的。他同李春芳属下很难相处，而李也不能容忍徐的狂傲散漫，徐渭请辞，李春芳不准，徐渭断然离去。身居一品的李春芳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责令徐渭立即回府，并扬言给予威胁。徐渭只好卖掉部分家产，凑足六十两白银，以退还全部聘金，并专程上北京去见李春芳，最终幸得翰林院编修诸大受等人从中斡旋，徐渭才得以脱身。此事使徐渭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和胡宗宪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一种无法解脱的巨大矛盾：严嵩父子是他和世人共同痛恨的巨恶，胡宗宪对他有知遇之恩，却是因为被人劾为严党而死，因此也使自己的清白受到玷污。1565年胡宗宪死于狱中，徐渭在绍兴得知胡宗宪死于狱中的消息悲痛异常，作《祭少保公文》。徐渭内心里认为胡宗宪虽结交严党，但使百姓免于倭寇之乱是功大于过。

徐渭自幼频遭不幸，精神上备受刺激，在童年创伤经验上，又加上层层新的人生悲苦的精神创伤，中年渐患“脑风”头痛的毛病。41岁时，第八次乡试落榜，他的济世报国的强烈愿望也就此彻底受挫。人生抱负的幻灭，人情世故的险恶，清名的被玷污，不能被人理解的痛苦，种种不幸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病症加重，精神难以自控。胡宗宪的死，更使徐渭精神压抑痛苦，在极度的思想矛盾中终于发展到精神失常的状态。徐渭疯狂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徐渭知胡宗宪冤死而力不能报，心中悲痛;二是胡宗宪被株连死于狱中，如果追究牵连起来，徐渭也难以免祸。徐渭很担心李春芳等人会联系起他与胡宗宪的关系，追究于他，精神上异常紧张苦闷。

徐渭准备自杀，于是写下了《自为墓志铭》，对自己的前半生并所治学问及家世进行了简要的总结，随即设法自杀。1565年，他狂病初发时，精神烦躁不宁，狂走不休。病情加剧时，他拔铁钉贯入耳窍，血流不止。又用锥敲击肾囊，这种残酷的自戕行为正是徐渭精神创伤面对外界强烈刺激而做出的反应，是徐渭悲剧最为惨痛的一幕。不过徐渭虽连续自杀多次，都没有成功。

疯病稍有好转，他写有《感九诗》一首，记述了自己患病与九次自杀后的“情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然而第二年，46岁的徐渭又因杀死了继妻张氏而入狱。关于杀妻的原因，胡宗宪因“严党”而被捕死于狱中，当时苛政动辄株连，风声很紧。徐渭与继妻张氏感情一直不和。张氏嫁给徐渭时，家境还比较富裕，而此时的徐渭为了偿还李春芳的聘银，被迫变卖家产，陷入穷困，加剧了家庭矛盾。张氏与徐渭成婚，是由胡宗宪介绍的，深知徐渭与胡宗宪的关系。在夫妻口角之时，张氏以此揭到了徐渭的隐痛短处，处在哀痛、愤恨、焦虑、抑郁之中的徐渭，正逢疯病初愈，神经过敏多疑，于是盛怒之下失手打死了张氏。

徐渭晚年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地，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他的次子徐枳因家境贫困入赘本城王道翁家。这年冬季天降大雪，徐渭的居所被大雪压断屋椽，无法再住，只好搬到王道翁家居住。徐渭晚年虽然贫困，仍然勤于创作书画，现今所传世的，大部分是他晚年的作品。他卖画不同于一般画家，重视与购画者的精神交流，不愿为了获利而去违心迎合他人。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他“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所以，他的书画作品能从抒写自己真本色、真性情出发，保持着鲜明强烈的艺术个性。徐渭70岁后疾病缠身，生活日益窘迫，卖书画的钱不能自给，只好典卖自己所珍藏的数千卷书画。万历二十一年(1593)，73岁的徐渭在病老贫愁中默默离开了人世，死时仍寄居次子徐枳的岳翁王家。

总之，中国古代书画家把绘画看作心声心画，其美学内涵就是把审美归结为对自我人格的欣赏。在古代文人画家中，不乏仕途失意、家破国亡、流离颠沛之士。然而，在他们中罕有如徐渭那样将心灵上的深刻创痛和精神上的巨大悲苦尽情地倾泻和宣泄到作品中的天才之辈。徐渭悲剧的童年生活，形成了敏感狂放的性格，他才华横溢而又屡试不中，渴望自由却又不得不数次寄人篱下，不幸的人生境遇和狂放不羁的个性相冲突使他承受着炼狱般的心灵痛苦，这一切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都加在了徐渭身上，使徐渭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他的作品都是自己的独特创造，运用笔墨“横涂纵抹”“信手拈来”，但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

注 释：

① 徐渭：《自为墓志铭》里的记述。

② 陶望龄：《徐文长传》。

③ 徐渭：《畸谱》。

④ 徐渭：《上提学副使张公书》。

⑤ 徐渭：《黄鹄歌送冯君(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