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黄宾虹、姚茫父及其他

    在民国时期的诸书家中，我们还漏掉了一个重要人物:姚茫父。
    对书法史作一整体的梳理，最困难的即是不能把所有的重要书家都作介绍与评价。特别是像本书的立场:不完全按时序从前到后进行资料排列，而带有某种专题性质的评论。对于那些缺乏集团性格的、或有多种植长的书家，往往感到特别难以处理。比如黄宾虹，他个人如果作为一个研究中心，可以连接书法创作、社团、出版、教育等各个(几乎是全社会的)书法史内容。但一旦这些方面作分章叙述，他的位置便很难妥当。创作注重书家个人，他有较高程度但不是独领风骚者;活动注重事实现象，又很难专指某个个人。因此，黄宾虹足称是近代书法史的枢纽，但我们却无法对他作一完整的观照。
    姚茫父是又一个黄宾虹式的典型。姚茫父自中进士之后，戊戌变法时东渡日本，返国后一直居住北京，住宣武门外佛寺莲花庵中。民国初年曾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并执教于京华各大学。时值军阀混战，他隐居僻寺，搜求吉金乐石，以书画为生，与陈师曾、陈叔通、王梦白、陈半工徐志摩、梅兰芳、程砚秋等多有交往。又任教于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办京华美术专门学校，被推为校长，任职多年;又撰《艺林虎责》，专论辨析书画金石真伪，还收得汉碑、《广武将军碑》、《秦始皇瓦量诏》等，有功于当时北京一带的书法事业非浅。更为士林称道的，还是他首创一种特殊的颖拓，1916年2月，他曾颖拓《汉满君颂》、《任恭碑》、《秦泰山刻石》，并自题记叙颖拓的特点，世人皆指此为他从书法“响拓”中悟出的新品种，据说还有他本人“文章书画，皆须从空处着眼”的美学观点作为依据。据郭沫若称:
    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一《再跋姚茫父颖拓》
    姚茫父在书法上也卓然成家，既不是李瑞清辈的锯边a9粪，也不属晋唐以下的柔媚靡弱，而是追求一种高古苍茫、险峻奇崛的趣尚。自称“不工草，坐过露筋骨”，“意在笔先，无肴一格”，世人皆推为的评。而他的史识也十分卓绝，《弗堂类稿·书犊》有云:
    金石相禅，不数羲献，昌黎评谓俗书，真是巨眼……羲献正坐太柔，自唐以来，系名千年，未有一破其围者，‘顾终不赓人意;而北宗又纯以刚正反之，又何怪其凿柄邪?!
                                                              —《与邵仲威论书书》
    如此见解，当然不会与后来的沈尹默辈并驾齐驱。姚茫父卒于1930年，但他的《弗堂类稿》31卷却同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书法有极大影响。因此，他的书法活动应该是20世纪初直到30年代这一时期。但我们对他却很难措辞:指他为书家，则他的书风当然还不能说是时风所向，在当时的北京，深负时望但也还不是领袖人物。那么指他为活动家，当然也未尝不可，但细细罗列他的活动却也并不见得是洋洋大观。至于他独创的“颖拓”，既传播不广难成全国效尤气候，也颇难把它归入书法之类—它与书法在美学性格上似乎也还有相悖之处，列为书法的成果也未免一厢情愿。像这样的对象，若视而不见，绝不能说是真正的书法史所应该具有的品格;但把他归为书法家、书论家、社会活动家，其形象都难醒目而妥贴。我们着重提示出姚茫父在北京的影响，又以他作为非沈尹默一系的富于个性和表现力的书法家，暂列干此，实在也是迫不得已。不过我想，姚茫父足可被列为民国书坛上的“怪杰”之一，他对书法的不安分守己(如“无囿一格”云云)，实在也代表了与齐白石、钱瘦铁、徐生翁等人相近的书法观，把他作为特例归人此类，应该是未尝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