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法自然的观念与书法的道学精神

    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一个十分奇特而有趣味的问题，便是主张取消艺术的理论却对后来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理论的先师，便是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溢曰聃，春秋楚人)与庄子(名周，战国时蒙人)。其理论见之于《老子》及《庄子》。
    老子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庄子则说:
    擢乱六律，铄绝竿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他们都认为，人为的巧智，是违背“自然”的，因此，就不要去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完美。这便是“无为”所达到的无所不为的最高境界。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说，宇宙是由一种不生不灭、无色无声、不能捉摸、隐然存在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自然力量所造成的。这种自然力，是人的智慧所难以思议的玄理，老子称这玄理叫做“道”。
    至于人性，也应当效法自然，而抛弃一切世俗的欲念，使心灵归于清静。
    简言之，老子的哲学精髓，即无为、清静。
    庄子与老子一样，也认为道不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自然界的原动力。它推动一切事物的化生与运转，所以道无所不在，却又是令人感受不到的“无”。他主张崇尚自然，关心的是人生精神境界的扩展，是心灵自由纯净程度的提高。他的学说是站在超然的立场来指导生命，所以，他告诉人们，只有秉顺自然本性，忘物欲、忘形骸、忘生死、忘是非，才能摆脱现实人生的一切羁绊，使心灵获得彻底的解放和自由。
    老、庄思想，是在哲学的深层次上去解决艺术创造的根本问题的。大体归纳一下，这些问题有如下儿点。
    第一，审美观念。
    老、庄都反对浮华矫饰，而提倡“见素抱朴”，返璞归真、法自然。这种清逸、淡泊、萧散的审美尺度，对后世书、画、诗影响甚大。老子所谓的“无”，便是空寂一切雕琢，使艺术创作“不知其然而然”，在创作的契机中，排斥一切得失、是非，乃至自身。在位帝勤的结尾一段，庄子写了一个寓言: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
    倏与忽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混沌”之性，便是浑沌、无窍;浑沌便是“混沌”的本来相，此所谓自然是也。而倏与忽好事，欲报其德而凿其窍，反乎天道、逆乎自然，所以有为而损。通观《庄子》，便可明白，庄子所反对的是不空净的动机及违背自然本性的作为，所以，他的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要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这种思想的延伸，便逻辑地引出了反巧智而倡稚拙、反规范而倡无碍自在的理论。
    第二，首次提出丑亦是美的说法，从哲学上去阐释美的观念。
    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物，多是残丑畸特的人。这些人残于形而全于神，如形若搞木的南郭子綦、刖足而跋的王骀，等等。形残如此，从游者却居然与仲尼中分鲁。奇丑者如卫人哀验它，但卫人不以其丑而憎，“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人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这一类残丑者，在一部《庄子》中，几乎都被描写为理想的完人，是精神最为完足者。 中国书法如同绘画一样，宋元以后，不拘于形式的规范与和谐，变形正表现了对于模式的叛离。
    第三，在技巧论上，庄子最重要的贡献是，辩证地论述了技巧发挥的最高境界是忘却技巧。这个见解，在《养生主》庖丁解牛这一段中，被阐述得淋漓尽致!泡丁在技巧达于高峰时，其解剖牛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恢恢乎游刃于余地，十九年解牛数千，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何以能达此神奇的境界?用厄丁的话说，便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这一思想，为后世的书画家推崇备至，在创作论上，有极大的意义。技巧的学习，必经由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积累到了顶峰，又会返归于忘却技巧的化境，这正是一个从无至有再归于无的辩证发展过程。所以，由此演化，后世论者提出了生——熟——生或拙——巧——拙的意见，其源皆在《庄子》。
    第四，对立原则的创立。
    老、庄论事，善两极化解、两极归一，如有与无、美与丑、黑与白、虚与实、刚与柔等等。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变化无穷，玄妙至极!雄强与雌柔的高度和谐，便呈“婴儿”之态。何谓“婴儿，’?王弼注:“不用智而合于自然之智。”至高至极的统一，必反呈本初的稚态，而唯有大智大巧者，方能达妙境。从色彩说，黑与白本是对立的，但二者的极度冲融，便归于“无极”。所以，我国书法艺术，选择了黑、白，委实含着东方哲理的深奥精神。书法实在是最“玄”的艺术，连骨子里都透着玄理。
    老、庄学理，在印度佛教传人后，不少观念十分契合，所以，魏晋以后，势头颇大。直至近现代，其影响力仍未衰减。
    庄子之反对艺术，是“无为”观念的引申，多少有牢骚性质。惟其如此，反而揭示了艺术规律。后世人读桩，孙，不仅没有视其为荒唐之言，却深受启迪，受益匪浅。所以，庄子之反对艺术，与法家、墨家不同。
    法家的韩非，主张“息文学明法度”，是纯从冷酷的政治观念出发，断非戏言。一部《韩非子》，表现出了对艺术极冷漠的态度，他比他的老师荀况，走得更远。荀况是主张利用艺术以变易民心，他很尖锐地看到了艺术是可以利用以助成王霸之业，韩非则一个心眼在“明法度”上。
    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场大辩论，便是荀子与墨子围绕着音乐问题展开的。墨子写《非乐》三篇，荀子则撰《乐记》反驳。墨子是老老实实地在陈说“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可不禁”乐。荀子则抬出先王，一篇《乐记》，数问“先王立乐”，而“墨子非之，奈何?”很有些上纲的味道。墨子从功利观出发，排斥无助于实用的“乐”。这里的“乐”，实在可以视为“艺术”的代用词。书法，本有实用与赏玩两种性质。墨子所排斥的，从他的学说体系看，当然是那赏玩的一面，至于实用这个方面，自然不在排斥之列，这当然是从他的体系延伸出的。既“非乐”，自然也就“非”其他的艺术。但墨子之“非乐”区别于韩非的“息文学”，韩非的出发点是“明法度”，而墨子只是朴素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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