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论发展的简略回溯
 

    1981年10月，“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在风光秀丽的书法圣地兰亭召开，这是中国书法理论界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创举。以它作为研究支点巡视前此的或后此的书论状况，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但其实在当时，我们作为参与者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
    理性地、科学地研究书法遗产，这是当代书论家们的一致愿望。但是很可惜，书法理论一直被当作创作的附庸来对待，理论是为书法家捧场逗眼的吹鼓手，而不是严肃认真的学者—如果它力争自己的学者地位，那么它必然离书法甚远。清代碑学理论可说是相对具有独立性格，但它马上被淹没在金石、考古、训话、鉴定以及历史等学问中。要么是创作家的附庸，但可以在书法中有一席之地，要么保持学者的独立位置，但不得不皓首穷经，与书法并无关碍。但即使是为书法创作提供了优秀服务，理论家的位置也还是可怜得很。刊吐庭有杰出的创作，人们会捎带着赞叹他的理论，而张怀难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但没有作品传世，知者就甚少了。从刊过庭与张怀难的悬殊对比中，大约可窥书法理论者的郁郁寡欢、怀才不遇。
    民国以来的书法理论大体上没有摆脱这个模式。理论与创作的影响不成比例。单纯的理论家仍然是凤毛麟角。以这样的参照来看“全国书学研究交流会”，我们马上能掂出它的分量，集中全国各地的理论家而丝毫也不“照顾”创作家的情绪—而且这些理论家的知名度必然是十分有限。这样的邀请本身即具有较深的含义，它至少表明理论家不用再小心翼翼地看创作家的眼色行事，它有自己的聚会。这种聚会的专业规格，即使是一个有地位的创作家也未必能随便涉足(除非他也是个学问有素的理论爱好者)。进而论之，理论的独立性格在渐次形成，虽然它的力量很弱，自省能力也很差，但这并不妨碍它先走向独立再努力健全自身。此外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出面筹办，有效地提高了理论的规格，使第一次全国性的理论汇聚有了一个相当层次的保证。对于理论的腾飞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
    四十多位理论家云集兰亭，从六百余篇论文中选出的三十九篇入选论文再选出的五位大会发言的理论家，令人一睹当代书学理论的基本水平和力量分布。会议按照各类论文的性质与专题，分为书史、美学、书法创新、兰亭研究四个类别小组进行学术交流。会后还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书学论集》。作为书法理论界的首次盛会，它的影响应该类于书法创作界中的全国第一次书法展览。
    虽然书法理论的发展在当时还远远落后于创作水平，虽然理论界还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书法研究，虽然我们在当时还看不到有一个理论队伍的明晰结构，但通过“全国书学研究交流会”，我们有效地总结了过去几年书法理论的粗浅成果、检验了自身的水平差距，并寻找出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虽然还无法从这个会议上找出一定数量的高水平成果，但至少面对着一个较现实的书法理论现状，它包含了许多有待解释、廓清的学术课题，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书学讨论会的研究力量的分布。首先，以史为重点的论文占了全部人选论文的绝大多数，这表明传统的重史识的学术研究风格在当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对兰亭真伪考辨的论文竟然足以在数量上划出一个专题小组，亦可见当时学术界对此的热心态度。它与20世纪60年代兰亭论辩有着当然的渊源关系。虽然在学术结论上完全唱反调，但思想方法则如出一辙，自然也还是令人想起一种较为狭隘而专注的研究模式。应该说，这是新时期书法理论起步时的基本趋向，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当代书论发展的简略回溯（2）

 
 
 

    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么这次交流会的意义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在另一些论文中发现了书法理论中新学的特征。书法美学的呱呱坠地不过一两年时间，在书学研究交流会上已经被作为一个专题来对待，这至少表明理论界对美学介人采取宽松的灵活态度，他
们并不因为这不属于传统学问而加以排斥。诸如书法美的性质、主体与客体关系等课题，都为还十分古典的书法理论界所接纳与注视，这是书法研究的一个福氰此外，关于书法创新的讨论文章，乃至对书法未来发展的预测、书法创作最佳年龄推测的论文也受到大会尊重，却又不窗令人感到理论界的步伐开始成熟。按一般的估计，这类较能触及现状、又带有一定批评锋芒的论文，在比较古典的1981年书法理论界，本来是很少可能有容身之地的。它们的受到尊重委实是个意外一一这又是个偶然的证据:书法理论在走向现代时似乎并未背上太沉重的传统包袱。
    理论界的团结一致和力量汇聚，是书法理论崛起的明确标志。不仅如此它还表明了书法理论希望走向自觉，不再安于为创作作技法说明的附庸地位T.理论本身应该有一些独立的体格，书法理论的研究成果首先是理论家们的功绩。在签国书学研究交流会”上，我们看到了理论家作为一个整体层次的崛起。随着书法的大踏步发展，这种崛起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五年以后，1986年10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又在山东烟台、掖县召开了第二届冷国书学讨论会”。
    从时序上看，我们可以把山东的“全国书学讨论会”看做是兰亭的“全国书学研究交流会”的简单重复，隔五年循环一次的理论界例会。但在对当时的书坛进行深入思考之后，“重复”的结论显然是靠不住的。首先，这次讨论会所面临的书坛云蒸霞蔚的局面是史无前例的。经过五年间书坛的努力奋斗，遍布各地的“书法热”的突飞猛进与它的日臻成熟，为理论界提供了第一流的实践基础。此起彼伏的全国大赛、大展以及国际书展等等，培养出一批新人，也使书法的质量获得了大幅度提高。理论界自身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对批评的讨论，对一些名家作品得失的分析，在美学方面的长足进展，引进新学科新知识以为书法理论开阔视野，等等不一而足，都使1986年的理论家的思考起点更高，他们不再为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争执不休，却开始注重于一些更切实也更本质的书法命题。当然，文化界对传统的反思与再认识的潮流，在书法理论中也必然投射出积极的影响，作为文化机制中的一个部分，书法不可能单独逸出其外。
    理论家们开始明显地成熟了。
    与创作同步，在理论界的盛会即将召开之前，中国书协研究部召集了几位年富力强的理论家到北京，组成评选小组，对650篇论文进行了甄选—当我们在全国中青年书展的评选中看到了中青年书家自己评选的新格式之后，在理论界又看到了以理论家自己来评选论文的举动.这是书法界工作走向专业化、民主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应该承认，这样的评选更能尊重作者的学术成果，同时又能更大限度地保证工作效率。
    全国书学讨论会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云峰山石刻摩崖群。在讨论中，书法的创新问题始终是大会的基本议题。但是，泛泛的继承与创新的争执议题已被更切实的讨论所取代:如创新与历史观、创新与思想建设、创新与书法本体意识、创新与文化发展、以及继承传统的界定、传统的定义等等。对书法的研究也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在宏观的文化背景下，对书法进行总体观照。而对书法的现状与发展更是每位与会代表最有兴趣的论题。一部分代表以引进新学科为契机，分别从系统论、人才学、创作心理学、比较学方面进行研究，也获得了理论界的热烈关注。关于书法批评的讨论，已从理论口号变成实际行动。大会讨论、分组发言和座谈间，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答辩激烈、寸步不让，充分体现出理论家对自身职责使命的严肃认真态度。讨论时限定时间，机会均等，也使更多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毫无疑问，这即是真正的批评格局。理论家的带头进行批评与反批评，一改学术会议以往沉闷稳健的气氛，使整个会议高潮迭出。
 
 
 

当代书论发展的简略回溯（3）

 
 
 
 

    谈到这次会议的不足，我以为一是书法理论研究在总体水平上还不如文化领域中的其他如美术、文学等研究的高度。尽管理论家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原有根基与积累的薄弱，要赶上其他研究的高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则是在论文来稿中，由于美学热而导致的书法美学论文数量激增，空泛之论亦复不少，而史学论文与书家研究论文、技法论文却质量平平。
它反映出一个如何加强基础理论探讨的当务之急的课题。特别是关于书法教育学方面的论文严重匾乏，似乎是在某种表面辉煌之下隐藏着潜在危机，令人忧虑。但与兰亭签国书学研究交流会”的水平相比，无论是热门的、富于艺术理论气息的美学一系，还是从宏观的书法研究的领域开拓，以新的引进与接纳来健全自身体格而论，它都是令人赞叹的。我想，首先的一点是，理论家们对理论的看法，所使用的思维方式获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个专门的兰亭真伪的讨论，在五年前是作为专题并有专设的分组，在五年之后则问津者稀。这种不拘于琐碎层面的一是一非，而希望整体观照的视野开阔现象，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新迹象。
    两次全国性的理论聚会，一批较稳定并有极大发展潜力的理论骨干，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汇合成为一种理论家追求独立的共同心声。在“全国书学讨论会”上，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出面筹组的“学术委员会“作为理论界的代表宣布成立。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理论研究工作，能对原先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理论在宏观上加以调节。同时也还有另一个夙愿:借助于目前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一批优秀理论家，共同构建起当代书法理论体系。在经过了十年的书法振兴与普及工作之后，这种高屋建领的研究越来越显出重要性一一它将揭示出一种高度。但是，从书法创作与理论一体化的立场看，则学术委员会与后来的创作评审委员会的成立，分别代表了理论翼和创作翼的专业化倾向，基本上揭示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书法家们的深谋远虑:为了今后的书法腾飞能有一个较理想的起点，专业化是必不可少的可靠保证。素来落后于创作的理论，在成立专家咨询和协调机构即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中，却反而领先于创作，这既表现了理论本身的素质构成和工作性质相对比创作较清晰而易于调整把握，同时也向当代书坛表明:理论落后干创作的历史状况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转。
    如果说在两次全国级的书家研究交流会和学术委员会这些事实之外，还有什么能作为这十年书法理论界有组织的大举动的话，我们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书法新十年学术论辩会以及当代书坛希望为自己修史的新的研究倾向。
      “并世不论”是做学问的正统观念，但要强化理论对创作的指导、启发作用，要使理论(观念)真正成为前导与干预力量，“论”并且对并世的书法作品、人物、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又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既然不能满足于理论作为高高在上的学术形象而希望它投身于火热的创作与欣赏生活之中，就必须把握它的现代意识。从冷漠的宝塔尖上走下来，成了当代书法理论家改造自身彻底与否的一个鲜明标志。这并不是说书法史就不重要，大家都应该只注意自身周围。恰恰相反，在具有强有力的书法史学修养映照下，对当代书法作出适当的估价并把它放到一个学术高度来进行剖析，既是当代书法认识自己的迫切需要，也是书法史生命延续的需要。
    伴随着文学、美术界不断进行新十年进程得失成败的讨论热潮，书法界也受到了情绪上的感染。1987年秋，借全国第三届书展开幕之际，“书法新十年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我们在此中看到了文学美术理论作为大文化背景的推动因素，也看到了两次全国书学讨论会和众多书法报刊发表论文成果的催化，还看到了全国第三届书展开幕的直接支持—新十年学术论辩会中的一项议题，即是对三次全国书展，特别是对评选方式改进、评选结果相对满意，因此较真实地反映目前书法基本水平的第三届书展作出公正的批评，这使得我们对它刮目相看。能利用较多理论家聚集郑州的良机，对近在咫尺的全国书展的水谁进行评价，这样的场面本身即是富干戏剧性的。
    立足于“当代”的新的理论意识，使我们更清晰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希望书法研究尽量能赶上整个文化界的学术层次，提高自身素质并与文化大氛围休戚相关，则反映出书法理论界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反省能力。一个专题性如此强的书法论辩，竟收到全国理论工作者的论文三百六十余篇，这不能不说是充满生机的理论界的骄傲。如果说，四十余位代表宣读的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对近十年书法发展轨迹的深入思考的话，那么在分组讨论中，对理论的反思与新任务、书法新十年的历史位置、当代人对书法热的估价、关于现代派问题等等的激烈论辩，几乎涵盖了整个书学研究的大致范围，这不能不说是论辩会具有较强理论体格的鲜明标志。特别是关于理论的主体性格—理论必须具有独立性而不是创作的附庸，以及书法的形式与内容等问题的讨论，具有突出的价值。
    更令人振奋的是:书法新十年学术论辩会的代表队伍体现出明确的年轻化特征。至少一半代表的年龄只有二十多岁.而中年理论家的年龄也大都在四十岁左右。与过去老态龙钟的书学研究相比，这又表明了一种发展意向:理论界后继有人。一大批思想激进、具有创造意向的青年人在如此专门的理论讨论中崭露头角，必然会为未来的书学大厦建造带来生命的活力。也许，这样的敏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论辩，非青年也难以承担一恩想保守、方法陈旧、习惯于固步自封的老学究，显然是不能理解这个论辩会的真正价值的。
 
 
 

当代书论发展的简略回溯（4）

 
 

    青年理论家集群的崛起，将是近期书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无独有偶，1987年在四川成都发起了全国青年书学讨论会，随后又成立了全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协会，将青年书学研究作为一个经常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来对待，亦可谓是涣映大观To当然，困难也还是很多，这些感觉敏锐、思想活跃的青年理论家大都对旧学，对基础理论学养不够，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严峻课题。但不管如何，他们是书论界的未来希望。
    围绕着理论的注目当代，学术界并不只有一个书法新十年学术论辩会，也不只是有一个全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协会。为当代书法艺术修史，是当代书坛一个步调一致的部署。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出面主持的《当代中国·书法卷》的编写，以中宣部主持的《中国美术史》当代书法分册，以及作为学术委员会的一项工程即“书学研究丛书”之一的《中国现代书法史》(即本书)，当然还有《新文艺大系书法分册》，以及各地正在进行中的一些当代书法史的编写项目，无不表现出一种趋同性格:学术界不论“朝野”，都对研究当代书法的发展轨迹、对估价当代书法的成就、价值与历史地位，表示出浓郁的兴趣。它将是粼门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财富。
    回顾这十年来书法理论的大活动，较著名而有影响的也还有一些。如1984年举办的安阳殷墟甲骨笔会，1985年举办的襄阳米莆书学讨论会，1985年举办的山东云峰山石刻讨论会，1988年举办的中国汉碑学术讨论会，以及傅山学术讨论会，还有1986年在贵阳举办的十三省市暨十二家书法报刊书法理论交流会，1983年在兰亭举办的纪念王羲之撰写兰亭序1630周年学术交流会，还有较专门的1983年在兰亭举行的《中国书法史》编写会议(由大专院校、博物馆、出版社的专家组成专门班子)，都是书法理论界扎实而又辉煌的足迹。此外，各省的书法理论研究也有一些可观的成果:辽宁、四川、北京、江苏、云南、贵州、黑龙江、河南、湖北、浙江等省都已有了专门的研究会，定期开展学术讨论活动。有的因此而有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有的则将论文汇编成册每年出版，凡此等等，都足以汇成当代书法理论发展的大潮。
    最后，我们还应该提‘下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主持的学术系列讲座。
    1985年11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举办大型学术系列讲座。它邀请了当时一些专家学者如启功、沈鹏、王学仲、裘锡圭、金开诚、钱绍武、蓝玉裕、韩玉涛、陈振滚等出场，分别从文学、美学、绘画、音乐、书法创作、书法发展、中日书法比较以及书法史等角度，对书法研究提出了独到的研究成果。每场学术报告举行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礼堂座无虚席。来自北京和附近地区的书法家、书法爱好者们对这届系列讲座抱着极大热情。从这个阵容来看，13讲的内容各有侧重，应该是十分丰富多采的。
    系列讲座向人们提示出书法本体研究与边缘(包括学科比较、国别比较的)研究的大致体格，我们当然不能说它就是全国最高水平的集中展现—但它肯定是理论界一次精炼的、高规格的亮相。它既有利于书法界领导(如几位主席的身体力行)的学术化专门化形象的建立一一主席不再是过渡性的官员而是真正的专门家，同时也有利于开拓思路、提倡书法与绘画、音乐、雕塑、古文字以及中外交流等等的反复交叉。它完全有可能倡导出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因此又不妨说:这是一次各路英雄会师摆擂的壮举，其学术高度与影响力都毋庸置疑.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术讲座只办了一届，对于书坛l需提高的迫切心愿，我们还是不够敏锐。作为理论界目标远大的一种战略部署，如果能定期，特别是分省巡回以求推广的话，书坛的素质还会进一步提高。如果能扩大队伍，组成较固定的讲师团，筹组各种不同层次的系列讲座，对于书法学习而言一定会有更大的推动。80年代以降的书法理论界，有此一举是大成功，但没有能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却又不舍说是大成功下的小遗憾。但作为近十年的书法理论业绩，却不会稍减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