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意识的强化

      —从文字的艺术化到艺术化的文字

    周以镂金、汉以刻石，光耀千古。秦前刻石少，至秦，始皇大开其风。从金而石，拓启了一个新领域，这是承前人之风而扩展了的习俗。何况，秦前镂金，只施之于器物，陈之于宫室，而秦刻石则树之山巅海隅.置之于茫茫苍宇，且大书深刻，迥异前人。秦人之不蹈袭前世，即此一端，亦可为证。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二十八年，上邹峰山，立石，与诸儒生议刻石硕秦德，乃上泰山，禅梁父，刻所立石。
    南登琅那，大乐之，留三月，作琅哪台，立石刻颂秦德。
    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门。
    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汉人承此习，刻石之风于是大炽，并由此而扩展于木、纸，且民间亦群起效其法，于是节日庆祭，无不立石雕版书幅以示庆忌。
    西汉刻石少，武帝立石泰山，无文字。西汉刻石以鲁孝王五凤石刻为始。东汉时，刻石风气高涨，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者，遍于郡邑;勋臣贵胃，勒石纪功，布之海内;降而至于平民，亦群起立碑以彰门庭。仅收人张彦生先生《著格本碑帖录》中的汉代碑石即在一百三十余种，而张先生所未收录者尚多。如出土于云南昭通县的《汉孟孝据碑》，在书法意义及史学意义上，便有极大价值，且以一边睡土著大姓立碑，其意义又大别于中土，足见伐石之习，已流染远疆。
    少数碑石，则为刻经典以供正误。《后汉书·蔡邕传》: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踢，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幕写者，车乘日千余，填塞巷陌。
    这种盛况，即使在现代，亦不为多见，由此可想见当日风尚。而观赏及摹写者，自然不乏希望假碑文以正己书之误者，其中，恐仰慕邕书之美而往观赏及临攀的亦大有人在。审美意识已随立碑风尚的普遍而渐成，后世更有取代本意之势，即并不是为正书，而纯为欣赏书法艺术了。本来的宗旨消失了，新的价值观念却注人其中，文字的美渐为人所钦仰，一种艺术含义就这么悄悄地移注到那古老的碑石之中。民俗的扩展，又将此种美的精神传布开去，在新领域中去展现其美，于是，秦砖、汉瓦上，亦有以文字为饰者。
    瓦当是简瓦顶端的下垂部分，是装饰屋檐，保护椽头的，秦前瓦当为非文字性的纹饰，战国时代绘饰性瓦当，如动物纹、植物纹之类。在今西安西郊秦阿房宫遗址，出土了“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的十二字瓦当。汉代，文字瓦当便广为使用了，即民间宅室，亦以瓦当为饰，其他如宫殿、官署、陵墓之类较庄严的建筑，用得更为普遍。而文字内容也很丰富，一类是署明该建筑的名称、用途.如“年宫”、“上林”、“华仓”、“京师庚当”，这也许正是后世牌匾的早期形态。再一类是吉祥语及祷颂词，这一类最为常见，如“延年益寿”、“长乐未央”、“千秋万岁”、“永寿无疆”等等。瓦当文以篆书、隶书为主，间有鸟虫篆、章草、真书。
    过去，研究中国书法史，因受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影响较深，对瓦当文之类“俗书”，较少留意。瓦当文以多种书体为之，反映了汉代是多种书体并存的时代。其次，大量吉语的用于瓦当，正是秦前以文字祈福的发展，后世以匾、联为建筑装饰，正滥筋于此。用文字为饰，开始用于器物，继而为瓦当，再发展为匾、联，演变的线索非常清晰。最后，因用文字为装饰，文字的造型便不能不求其美化。瓦当文随瓦形而变化，非常美观，制作者主观追求美感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汉代真是个“文字热”时期，于金石外，又在瓦当上为文，民俗如此尚文，也真算得是文明古国了。这种用途愈广泛，愈使文字走上艺术表现的道路。民俗本为求美求吉，尚文民族以文字为饰，本属自然，这就像尚武民族以虎皮、以弓箭为饰一样。每一种民俗既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又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再没有任何一种形式像“艺术化的文字”这样足以说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了。
    从两周时代的金文，秦汉时代的碑文，拓展到瓦当文、砖文，书法向民间大发展了。书法一经与建筑结合，便获得了一个极广阔的新天地，而且求美的观念也更明确了。试比较一般碑文，即明显可见瓦当文的特异，因瓦当呈圆形，且是建筑中最富于装饰性的部分，所以，随瓦当结字，在结体及线条上都大幅度地变形。至此，中国的任何器物，几乎再也找不到不能书刻文字的了。在民族审美心理上，书法植根之深，是任何艺术所难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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