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的篆书碑铭

    《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立石(图38), 1929年发现于河南堰师。《袁敞碑》，东汉元初四年(117)立石。1922年出土于河南僵师。二碑风格绝似，当出自同一书者。因出土晚，所以笔画清晰，尤其是起笔藏锋与落笔出锋的用笔方法，展现了初刻时书丹的原貌，可窥刻石工艺之精。其中垂露作悬针状，为秦代小篆刻石所无，当是受到章帝时书家曹喜篆法的影响(参见后《曹喜》一节)，同时吸收了前代古描笔法所致。东汉许多篆书刻石作品均有此笔法，故《袁安碑》堪称开风气者。
    《 4已三公山碑》，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立石。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发现。石在河北省元氏县。此碑气势宽博，方劲雄伟，貌似篆体而实用隶法。从碑中许多字的特殊形构分析.它并非如清翁方纲等人所云，是“由篆人隶之渐”。恰恰相反，它是隶书成熟时代不谙篆法者，以隶书屈曲萦绕来编造篆书的产物，具有复古的意识。然因其错落的章法，加上特殊的笔法、结字法，使其在汉代诸碑刻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
    《篙山少室、开母二石细铭》,东汉延光二年(123)刻石。石在河南登封县。二石刻均属秦篆一系的正统小篆。有界栏，篆法受到同期汉篆的影响。因书手欠佳，时见篆法错误，故具生拙之趣，在整齐的排列中有不拘约束之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评二刻石“茂密浑劲”，“可谓稀世之鸿宝，篆书之上仪也”。实溢美之辞，在汉代篆书石刻中并非上乘之作。
    《延光残碑》，因首行二字为“是吾”，故一名《是吾残碑》。汉延光四年(125)立石。康熙六十年(1721)于山东诸城出土，碑前半截已佚，全碑漫德，有界栏，此乃西汉刻石遗风。章法与《祀三公山碑》相仿，然字距紧密过之。有砖文与摹印篆意趣，用笔委婉流畅。
    此外东汉的篆书刻石还有《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刻石》与《议郎等字残石》，前者书风质朴，后者俊丽纤秀。
    在东汉篆书刻石中，最为称道的当推碑额上的篆书。碑额篆书虽字数不多，然因其部位显著，又置庄重场合，具有神圣的意味，所以大多数写刻精良。其中端庄方整者，如《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碑额(143),((袁博碑》碑额(碑文年月残缺)、阳刻《鲜于磺碑》碑额(165)、阳刻《白石神君碑》碑额(183)等。后二者虽有瘦劲与粗重之别，但均为规整之方形，类印章文字，是典型的汉篆美术字。此类篆书作品，还可于汉代金文与砖瓦文字中见到。1975年出土于陕西绥德县的阳刻《郭稚文墓门画像石题记》(现藏西安市博物馆)虽神情呆板，但却与《白石神君碑额》是同一类型的汉篆装饰文字。
    类似上述具装饰性的篆额，还有《张迁碑》碑额(186),《韩仁铭》碑额(175)等.《张迁碑额》结字紧密，造型扁方，上下顾盼照应，寓动于静、寓圆于方、寓柔于刚。在仅十二字的空间中，开合揖让极富变化，为汉碑篆额中具装饰美之最佳者。《韩仁铭碑额》在方整中有婀娜之姿，亦为此类作品之杰作。
    此外舒展自如者，则少装饰趣味，大多以悬针状用笔为其特征。如《赵蓟碑》碑额(碑文年月残缺)、《郑固碑》碑额(158),《华山碑》碑额(165),《西狭颂额》(171),《王舍人碑》碑额(183),《孔宙碑》碑额(185),《郑季宣碑阴额》(185)以及《赵椽碑额》《尹宙碑额》等.其中尤以《尹宙碑额》与《西狭颂额》之篆书萧散流丽，精神外跃。这种在秦小篆基础上揉人古文用笔的篆书，与章帝时书家曹喜篆书用笔相类，可窥书家之艺术创造与时代书风相互影响的关系。
    汉篆额的这些特点，在后世碑刻中影响深远。如魏《三体石经》、吴《天发神谶碑》以及后世碑额、墓盖上篆书的悬针用笔和装饰化的方形篆书实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