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超前介入与登高一呼

2019-06-19 683 0 举报/投诉

 
《书法》:超前介入与登高一呼

    最早的书法期刊,是1974年10月在香港创刊的《书谱》。
    由李秉仁、梁披云主办的《书谱》杂志双月刊,可以说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本书法专业刊物—它又办在海外,因此我们又很难理直气壮地把它纳入大陆新时期书法的最重要业绩之中去。但作为当时书法界一件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书谱》的呱呱坠地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令人振奋的记录。
    基于对古典书法遗产的无条件热爱,也出于海外华人在学问上的传统意识,《书谱》的初期风格是偏于书法史、书家研究性质的。它也还有类于香港文化圈中常见的一种格调:以雅逸的掌故佚闻与知识性、趣味性合为一体的编辑风格来吸引读者。应该说,在还缺乏专门研究基础(在大陆和香港都一样),又具有较强商业气氛的环境(这是香港的文化特征),编辑们选中的这一侧重具有相当准确性。故而一时间,它在海外尤其是台湾、南韩、新加坡以及美国等地声誉鹊起。成为中国书法的一面旗帜。此后,它不断地调整自身,以扎实的史识和每期推出的断代史、书家专题,成为当代最有成效的书史专业刊物。事实上,检验当时书法所能具备的客观水平,那么强有力的书法史基础知识的缺乏也依然是海内外书法无法跃起腾飞的主要障碍。当书法史的根基还不牢靠时,侈谈书法美的思辨.显然是泛泛不着边际的。由是,《书谱》所提示的书法史内容以及其中体现出的书史研究的方法内容,对于当代书法崛起具有一种前奏和预备的价值。
    即使在今天看.《书谱》也依然是第一流的学术刊物。但是很可惜,由于1974年中国还未从文化毁灭时期中挣脱出来,由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政策,《书谱》与内地的交流渠道并不畅通。置身于香港“海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可以对港、台、新、马、韩和美国、日本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于大陆书坛的启发却十分有限。刊物的难觅和来自香港所染上的神秘色彩,使我们对它过于陌生,读到尚且不易,要利用它的提示去推动中国书法发展更是一种奢望。至多,我们可以在一些儒雅的场合发现书法迷们对它视若珍供、秘不示人,而借阅流传也几乎成为当时书法界同行们之间一种特殊的待遇。一切都是在悄悄中进行,而悄悄的孕育也还是难以获得有亮度的直接效果。
    缺乏直接的影响,使我们对《书谱》本身的价值可以作相当高的估价,但对《书谱》与当代大陆书法活动之间的影响关系—特别是作为新闻出版介人书法的典型事例,却并不持太乐观肯定的态度。应该说它很有限,它只能算是当代书法腾飞的一个前导。也许只有在当代书法崛起,大陆书法报刊增多,出版活动与它构成密切的呼应关系之后,它才对书法进行了有效的影响与干预。
    因此,我们只能在时间意义上肯定《书谱》是作为新闻介入的第一个范例,但它显然还不是实质性的、说服力很强的典型范例。
    1977年10月,刚刚摆脱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个金秋,上海书画出版社向书法界推出了大陆第一本书法专业刊物一一《书法》。
    尽管《书法》的第一期也还是像当时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无法摆脱那种政治干预的长期阴影。在书法编排选稿上也还显示出不无幼稚的痕迹,但它的出现,却给新时期书法事业带来如下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从以后每期介绍的名碑帖和设立的书家介绍系列专题,为资料奇缺的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书坛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养料,使爱好者们了解了写毛笔字背后还蕴藏着相当深刻的研究内容—它对培养起一支书学研究队伍和揭示书法作为学科体格的种种特征,对人们开始全面认识古典而不仅限干二王圣明,均有极重要的意义。二是由干杂志作为当时唯一的交流窗口,动辄几十万份的读者订数,使它成为一种权威的形象:每期刊载的今人作品也已成为当时书坛风气倡导的主要目标。被刊出的作品其风格与水准应该是编者所首肯的,于是编者的审美趣尚有力地制约着全国各地书风的流变。能在《书法》上发表作品简直成了各地书家的一种荣誉。这是一种创作风气的提携。三是刊物的两月一期定时出刊,使书法活动的及时反映有了个连续性。各地的读者可以根据《书法》所刊载的学术动态、活动报导去判断当时书坛的基本发展趋向并适时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作为代表一市一省的书法领袖,则可以从中获悉各地书法发展参差不齐的步调,判断本地域的位置,灵活调整和组建各种新的活动项目、更新活动内容。
 
 
 

《书法》:超前介入与登高一呼(1)

 

      《书法》的诞生与其后《书法研究》的诞生,不但在上述各点上显示出它的价值所在,站在历史高度作审察,我们还应看到一些更深层的内容。比如,传统的书法活动都是在明窗净几的书斋中进行的。文人雅士,二三朋好,互相吟诗唱酬,染翰挥毫,是习见的场面。但它显然又是封闭性质的、“小国寡民”式的场面。艺术表现从目的转变为手段—而且是一种雕虫小技的手段。这样的习惯统辖了书坛几千年,但是现在,《书法》杂志却以它的鲜明特征告诉我们,新时代书法发展的第一个起点并不建立在文人的书案上,而是建立在瞬间千里的现代新闻信息交换渠道上。一本刊物不但凝聚着全国各地的书法创作成果,而且数十万份发行量,作为新闻媒介其能量远非旧式书法活动所可拟的。这显然是现代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比如,传统的书法是一种赏玩性质的自给自足体格,而《书法》的出现则把它引人研究领域,这对于构建书学体系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对于改变书法爱好者的观念立场更有意义。随便玩玩、翰墨自娱、不计工拙的文人士大夫立场,将被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创作态度所取代。此外,当时的书法活动还基本表现为群众自发的性质,并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领导和专家们的指引,则刊物出现后担负的联络、协调各地书法活动和它的学术性格,更令人不敢稍有轻视。
      《书法》诞生在上海并不是偶然的。借助干沈尹默、潘伯鹰等在上海的不辞辛劳培养后进,也由于他们的客观影响,在当时的全国,上海是实力最强、人才最多的先进地区。《书法》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书法喉舌立足于上海,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的江、浙、沪三角地带曾经是民国以来书家辈出的地方。人文荟萃,是全国书法的精粹所在。活动最活跃、信息交换最频繁,文化根基(书法根基)当然也最深厚。由是,《书法》的置身于上海也能够抓住当时最重要的书法信息,不使自己处在一个太过于孤陋寡闻的处境中,这又无疑是加强了它作为信息反馈中心的地位。
      《书法》的登高一呼使它成为当代书法发展起步的一个明确信号。但它并不满足于此,刊物被动地反映其他书法信息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它开始对当代书法进行了主动的干预与介入——以新闻媒介的有利地位作明确的干预。1979年,它发起了“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的活动。
      “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的成功,开启了后来众多书法大赛的基本格局。考虑到它的征集范围遍布全国各省,我们对它又不妨作为一次全国性的书法展览来看。当然,与后来的全国书展有所不同。第一是全国书展由书法界的“官方”书法家协会出面主办;而“群众书法征稿评比”是由一家刊物独立出面,其选拔特征是地域趣味偏重但无复杂的人事纠葛因素。其次是全国书展层层组织选拔.而此次征稿评比完全凭籍自由来稿,少掉许多关卡,作品较具有代表性。再就是全国书展一般不设奖,而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则设四级奖,虽说评奖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待做,评奖中也未必尽如人意,但毕竟是为日后的比赛评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此,这是建国以来或十年浩劫以来第一次较有水平的全国性书法活动。
    开展全国性的书法征稿评比是书法界实力的一次大亮相。为了保证评选的相对公允,也为了使书法评选有一个相对平稳、不过多地掺杂个人偏好的标准,还特地邀请了北京、广东、陕西、上海四地的书法研究会代表共同参加。因而从评选方式上看,它已兼有跨区域的范围特征:在1979年尚未有全国书法家协会这个统一组织之际,在当时各地书法还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下,这种联合各省共同评选的方式自然要比一家单独裁决的方式优胜多多,从中也可见出
  《书法》杂志在创业阶段所具有的开放性格与容纳气魄。当然,它的结果是视野较开阔,能接受多种流派风格,又大大提高了这次评比的波及面与代表性。因此,我以为它是1979年中国书法界的一件大事。
    问题是这样的评比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如果是在现在,它不会有多大吸引力,充其量它只是“书法热”群众运动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但在当时,各地书法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根本没有书法活动,有的则十分薄弱一一不是缺乏书法人术而是没有人去发现或发动这些人术因此,凌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又不窗说是一次提拔新人的重要尝试。因为各省书法
组织大多不健全,搞文联工作的又不太了解书法界情况,于是许多省市一旦有作者在评比中获奖则立即受到提拔重用,成为当地省市书协的领导骨干,以他们再去倡导书法活动,自然又构成新一轮的良好循环趋势:从15000幅来稿中反复遴选出的100幅获奖作品,一般而言其总体质量相当可观,获奖作者中有许多日后都成了一省书法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即可见这次评比在提携新人方面众所周知的功绩。当然,这些作者本身已拥有扎实的功底与技巧,但正是群众书法征稿评比活动,给了他们脱颖而出、在全国亮相的一个最佳机会。
    脱颖而出的当然不是个别人,这是一个现代书法集群的出现。老书家在此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中青年一代书家。他们水平崭齐、成就突出,在书坛上有着当之无愧的实力。在1979的中国书坛上,虽然他们的影响还很有限,就名望、资历、地位而言也不无幼稚之感,但他们必然会成为未来书法发展的主力军.
      “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向我们提示出书法价值观的大致标淮,还告诉我们书法活动方法上的珍贵经验与大致切实可行的模式。作为《书法》杂志对中国书坛的第一次干预的尝试,获得了绝对的成功。并且也表明,它作为当时全国书法活动的中心,具有不可低估的实力与巨大的活动能量。
    以《书法》杂志为中心的当代书法事业的起步,为我们规定子一个新闻出版介人提携书法活动的基本格局。在以后的十余年书法历程中,这种介人与提携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一一它甚至统辖、指挥了当代书法发展的全过程。不但《书法》年年面貌更新,经久不衰,而且其他同类型的专业刊物也相继问世,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个个形式多元的核心,实践着自己的理想,推出了自己的流派集群,打出了自己的审美旗帜。正因为有了这各个不同理想、不同流派和不同审美范式的核心存在,干是就有了繁花似锦、辉煌灿烂的当代中国书法总体格局的存在。优胜劣汰、前仆后继,构成了当代书法历史的大致风貌。
    新闻系统介入书坛的判断只是一个空框的类属现象判断。当代书法的这十年间,有许多事实可以被填入这个空框中去。比如随后出世的《书法报》举办的“黄鹤杯”书法大赛,《青少年书法报》举办的“神龙杯”书法大赛,《青少年书法》杂志举办的“银河杯”书法大赛,《中国书法》杂志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等等,皆属可以填人的内容。它们无不反映了报刊对书法进行参与的良好愿望。此外,还有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电视书法大奖赛、书法讲座,当然也属于来自新闻系统的鼎力支持。关于这些大赛、大展的情况,我们准备花专节进行详细讨论,将之作为对当代书法进行估计的一个重要依据。此处暂不枝蔓。
      《书法》的介入则是一个具体事实的判断。作为个体的《书法》杂志,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的既有成果,更希望能时时更新,不断推出新项目以显示它的雄厚实力和中心地位。还是借助干它作为新闻立足点的便利,它在进行了书法统辖之后不久,又推出了另外两个领域的新的统辖与组织活动。1981年I明,由上海《书法》杂志编辑部、中国书法家协会(刚刚组建)、绍兴市文化局兰亭书会联合举办了“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而在1983年3月,上海《书法》杂志主办、苏州艺石斋和上海西冷印社协办的签国篆刻征稿评比”又拉开了帷幕,在当代书坛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最重要建树。
 
 

《书法》:超前介入与登高一呼(2)

 

      “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书法理论第一次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单项技巧研究走向学科研究。在征稿通知发出后,收到的应征论文达600百篇之多,从中精选出39篇作为入选论文,关于这次交流会的专题研讨,我们将在书法理论的一章中作详细探讨,而对各地星散着的书法理论工作者而言,如果没有《书法》杂志的登高一呼并出任组织之职,他们的存在与价值是不无可虑的,反过来,也正是通过这种登高一呼,我们终干了解了当代书坛一一1980年前后中国书法理论的大概轮廓,它的基本水准与它的骨千队伍的构成。如果没有《书法》作为新闻出版系统所具有的信息传输媒介的力量,仅仅以一个协会或某个个人甚至区域间团体,要承担这样的职责几乎不可能:既不具备万众瞩目的权威地位,也没有传播媒介那种动辄几十万波及面的能量。
      “全国篆刻征稿评比”则是在篆刻领域中的一次开拓性尝试。长期以来,把艺术的篆刻等同于学术的金石学者大有人在,而篆刻家们也很习惯于把自身依附于书法,作为书法的一个分支来对待。它的独立性和审美特殊性至少在学科层次上是不被重视的。签国篆刻征稿评比”的举行,是篆刻摆脱依附地位,首先在创作上建立自身形象的一次大胆尝试。从短短3个月间来稿4000件的数量的事实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一震荡的波及面。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篆刻艺术专门刊物,《书法》杂志中兼发很多篆刻作品,但它虽不是专门篆刻刊物,却以出众的敏锐看准了时机,为提携篆刻艺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其结果也正同理论一样:我们通过它了解了当代篆刻的大致格局、它的发展潜力以及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它的水平标志着当代篆刻最准确的高度。如前所述,仅仅是个别印社、个人,是无法具有这样的能量与号召力的。
      “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1979年),“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1981年),签国篆刻征稿评比”(1983年),分别代表了《书法》杂志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篆刻创作三个主要领域中的历史性开拓,充分反映出它的优势与参与热情,它的新闻发布渠道的波及面,和它对书法发展不甘寂寞试图有所作为的激情,当然还有它聚汇、团结全国书法篆刻界的胸襟与能量,使它成为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书法舞台上的主角。它的意志指向,标志着当时书坛实际需要的方向。在当时独此一家,又是广泛开拓、遥遥领先的形势对比之下,我们完全可以指它为各种超前介人的有趣形态,正是这种形态的现象构成了当代书法起步的基点,也正是这种形态的性质规定了当代书坛依赖干新闻出版系统以求发展的大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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