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书法的引进与研究

    向来以老大哥自居的中国书法，尽管拥有煌煌历史，但似乎正在一种朦胧中苏醒，它正面临着从古典到现代的观念上的脱胎换骨过程。
    原来啤晚绘画并毫不犹豫地自鸣清高，现在却看到了中国画在创作与理论上的长足进展而自惭形秽，这是一个方面。原来也一直以映映大国自居从不把眼睛伸出去看看世界，现在却也不得不心平气和地对待外来影响。在书法界曾经有过一句颇为流行的口号，叫做“书法走向世界”。
    不过并非在新十年书法一起步就有如此想头。在那个时期，由于书法界的孤陋寡闻，大部分人并没有理解到日本书法(还有西洋的书法画)对我们的珍贵价值。人们甚至还不了解日本书法的大致情况以及它的最初步特征所在。因此各种形形色色的盲目想法充斥书坛，它对正常开展中日交流带来很大障碍。
    事实上，日本书法作为中国书法的最有价值的参照系，对中国书法的腾飞将起到重要的价值。在民国前期，由于日本书法的发展还未能摆脱整个文化对中国依赖的大氛围，它的独立性显然不强;但借助于杨守敬的传去清代北碑风以及日本书家对之作出的独特1}释，书法的日本性格具备了一种较明显的轮廓。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使书法开始了第一轮大反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战败国的屈辱地位和欧美文化的强制渗透，书法面对生存危机又进行了第二轮的反省。这样的反省以及它对观念的震荡，它对日本书法所产生的刺激作用等等，都是中国书法所较少具备的内容。毫无疑问，钢笔字的介入冲击与古典文化作为结构的被淘汰，还有汉字拼音化的新尝试，这些内容所产生的效应最多只能相当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临的反省效应。没有战败和被迫接受欧美文化的经历，中国书法家很少能体会到日本同行所具有的复杂感觉与微妙心情。对当代日本书法所体现出的观念价值与形式念蕴，自然也很少能有真正的理解。这种隔阂为进行两国书法发展互相补充、互相启示反而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由干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封闭，中国书法界很少有机会去关注日本书法的情况，也由于书法界充满了保守、陈腐的大国意识，书家们也不屑干花费力气，当然更由于书法在沉睡之后的刚刚复苏，许多热心者在为书法普及奔走呼吁.而对于普及而言，日本书法的了解与否也不太重要，因此中国书坛也缺少迫切的需求。倒是战败之后的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卓有成就地恢复了书法的地位，并在60年代渐有积累之时，不断向中国推出自己的形象。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几次大规模的中日书法联展和交流展，使书法界对日本书法的人员、风格、水准有了些许粗浅的感性认识。
    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最初并非是自愿去看世界而是世界对中国书坛进行了顽强的渗透。尽管西方艺术并没有在当时的书坛上有所作为，但日本这个书道伙伴却以坚韧不拔的决心，顽强地打进中国书法界，它充分证明了中国书坛夜郎自大和懒惰的种种不良素质，也证明了日本书法家那种顽强的进取心。待到70年代后期中日书法交流开始走向正常恢复之时，书法界开始为种种不负责任的懒惰付出代价一一人们对日本书法毫无认识，而日本书家却对中国书法了如指掌，对比出中国书家的不学无术至少也是知识贫乏。交流的突如其来无法事先作些学术上的准备与酝酿，使中国书家处于一种尴尬窘境，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交流的质量与所能达到的高度。
 
 

对日本书法的引进与研究（2）

 
 

    一些有识之士面对现实，开始了引进日本书法的艰苦工作。在对日本书法进行创作、研究、教育等各方面的研究之际，在日本书展大量进入中国之际，有人采取驼鸟政策闭目不视，有的则抱着惟我独尊的态度不屑一顾，也有的惊慌失措大声疾呼以为来了洪水猛兽，更有的盲目推崇成为步趋者……但有一些理论家却冷静地正视现实，以积极的调查与接纳态度为中国书坛提供了第一手日本书法资料。在外讲学的学者把信息及时传达回国内，在国内的研究人员则翻译了《日本书法史》、《现代日本书法》、《当代日本书家七人》，关干日本书法研究的专著如《日本书法通鉴》、《日本书法篆刻史话》、《东浪书论》等也相继问世。各专业学术报刊也对日本书法篆刻予以明显的注意。《书法报》开辟了《日本书法史话》、《日本篆刻史话》专栏。《书法研究》发表了《当代日本书坛概观》;《文艺研究》发表了《现代日本书法的流派特征及其渊源》;《西伶艺丛》发表了《关于当代日本书法篆刻的分析与估价》等长篇论文，对日本书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产生了两个不同指向的效应:一是使书法界普遍对日本书法历史与现状有了一些常识性认识。二是对日本书法的得失研究反过来也为中国书法自身提出了一些有待反省的思考题。特别是日本书法注重视觉形式，对文字内容的独特处理以及提出新的文字观创作观，对尚处在民国状态的中国书法界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与启迪，它足以构成一连串书法美学和当代书法史的新颖课题。
    1986年，《中国书法》连载了《关于中日书法的比较与研究》，这是中国书协研究部主办系列学术讲座中讲的记录整理。同时，《青少年书法报》又连续两年开辟了《比较书法学》专栏。关于中日书法比较，不但在全国书论界引起广泛反响，甚至在第二次全国书学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还被作为近年书法理论成果来总结，从个别学者的努力开始转变为一批书论家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课题。这证明对日本书法篆刻这个特殊对象，书法理论界从单纯的引进介绍转向较高层次的比较研究，它可以说是中国的日本书法研究在质点上的转移。至此，我们已经可以自豪地宣称，在这个系列上，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和它的高度，就是日本书法学者也已经望尘莫及的了。对于中日两国书论家而言，其间的反差十分强烈:日本书法因为是历史上依附于中国书法而发展，对中国书法历史与现状有着专门的了解与深入研究。这本来可以成为它率先进行日中书法比较的明显优势，但它却错失了这一良机。而中国书法向来是一个自足体系，它对日本书法并无认真研究的传统习惯，目前所具有的专业知识还是依靠近几年的引进与介绍，历史既短暂其深度也有限。但利用当前学术界空前活跃、艺术理论空前发展的大好势头，在很短时间里即把它上升到学术性很强的比较研究层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开拓。我想，中、日书法创作与理论之间，从单纯的时间表上看，其现代化的进程显然日本占先。但后起的中国书坛在研究活力与创作活力上已开始展示出一种新生的趋势，它在目前在与日本比较之下，已显出更乐观的前景，但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则还有待中国学者们共同努力。同样地，日本学者也会很快注意到这种比较研究的真正价值。在对之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他们也会投身进来，因为这对反思日本书法的得失与位置也有同样重要的功效。
    在文字上进行引进介绍的另一冀，我们还看到了创作上的频繁交流。除了国际书法展览、国际临书大展中吸收日本书家的作品之外，中日书法交流展览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如中日二十老书家书展、中日妇女书法联展、中日精英书法展览以及各种中日书法的作品交流，较专门的展览，在近年来已经引进了日本少字数书展、日本刻字展览等，和个人书展如柳田泰云、渡边寒鸥，等等，还有启功与宇野雪村的巨匠书展，和许多省市级的对等交流展如上海与大阪、西安与京都的书法对展，数量之多甚难一一例举。这些引进的或联办的展览，在创作形式、视觉效果、艺术观念以及技巧发挥上都为我们带来了十分有趣的异国情调，提出了一些崭新的审美模式。特别是联展形式，把观念上较有新意又有很认真的创作态度的日本书法作品和一些观念陈旧、创作态度太士大夫化(漫不经心不计工拙)和太工匠化(完全不讲笔情墨趣的抄字)的中国作品作一鲜明对比。对于我们而言是很大的刺激。它会告诉我们应该努力去改进一些还不尽如意的惰性现象。即使中国书法的总体水平未必落在人后，但作一严于律己的对照以激励自己继续奋进，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态度—在目前两国书法竞相斗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狭隘的夜郎自大，我们需要的是虚怀若谷与努力奋进。
    凭借中国作为书法故乡的地利优势，日本还经常向中国派出研修团，这可以说是日本书法介入中国书坛的又一特殊方式。1981年明，日本“中国书法研修团”到山东曲阜考察汉碑，这是最早的研修活动。1982年10月，研修团又赴山东掖县考察云峰山郑道昭刻石。1984年3月，研修团赴甘肃敦煌和兰州考察汉简……此外，如安阳殷墟笔会中也有日本专修团参与活动。关于西伶印社的几次大典，更是少不了日本代表团的节目。这种种有规格的书法交流与展览交流一起，在完成交流目的本身的同时，也为中国书法界带来浓郁的异域风采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观念命题。如1987年兰亭中日书法交流会，中方沙孟海、顾廷龙与日方谷村熹斋、今井凌雪的学术报告，分明揭示出中日两国书法学者不同的研究视点的差异。由于论题的相对集中，因此这种差异反而显得更鲜明强烈，作为交流而言是十分典型的例证。
 
 

对日本书法的引进与研究（2）

 
 

    1987年秋，以西伶印社与日本日中书法史研究会发起主持的“中日书法交流史学术研讨会”，表明从单向研修、目标主要集中在中国书法古典的传统方法与学习目的有了改变。随着中日书法交流的持续兴旺、随着中国的日本研究专家的出现，这种双向的专题与交流方式有了实施的可能性—日方的关于杨守敬与日下部鸣鹤、张裕钊与宫岛大八的交流史研究成果再也不是找不到响应者。中方也提出了专门的中日书法交流在近代的性质转换的长篇论文。在上海与湖北，特别是湖北，也有一些这一专题的中方论文问世。由是，研究交流的专题越来越学术化、理论性越来越强，而所取的交流方式也越来越接近较高层面、具有浓郁的专家同行间作深人讨论的专业特征。
    引进与研究日本书法的活动给中国书法界带来了始所未料的影响。问题的有趣即在于，大部分引进介绍或研究者最初在做这项工作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是在完成一项(相对于中国书法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他们只是在进行符合自己兴趣与愿望的研究而已。待到全书法界都对日本书法的异国情调表示浓郁兴趣，并且在接纳、观赏的同时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其优劣得失时，则它不但对于了解日本书法，反省中国书法现状方面产生了切实的对比、参照作用，而且还导致了另一方面的意外收获:以中国理论家的立场对日本书法历史与现状作出主体评价。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日本本国学者的新批评与新立场、新观点。在十年以前，它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中国学者的日本书法研究犹如一把双刃的解剖刀，它的锋面既指向尚待发展的中国书法现状，为自身提供一些新的创作与思考方法(这是较功利的、为我所用的目的)，又指向单纯的日本书法这一专题本身，客观冷静地探讨它的涵义(这是非功利的学术项目)，当一个异国学者对日本书法拥有发言权并有足够的把握力说长道短之时，它的主体价值也就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与展现。
    目前的中国学者已经取得了这一优势，引进与比较研究当然还在进一步向深度与广度拓展。最近各报刊发表的《中国书法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与演变》、《台湾书坛管窥》等文章，即暗示着某些面向更广泛范围的研究趋势。可以想象，在今后的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欧美，东南亚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书法活动情况，将会越来越具有参照价值。而日本书法作为既定的参照本身，也会渐渐向更细致更专门化的方向演进，如创作层面的、理论层面的、教育层面的，历史的、考证的、交流关系的种种学术分项之间，会有更多的互争阻鉴关系建立。对日本书法的引进、介绍与研究，曾经构成了当代中国书法热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后，它还会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成为更重要的发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