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书法教育的尝试

2019-06-19 832 0 举报/投诉

高等书法教育的尝试

    伴随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天津等地书法普及教育的崛起,各文化宫、青年宫、工人俱乐部、少年宫等书法学习班如雨后春笋。一般而言,书法篆刻研究会对社会进行书法授课,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一般的书法普及教育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却不需要较高层次的理论;而书法篆刻研究会中的老书家们所搜长的正是实践—他们未必是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但却都是经验丰富的创作家,这样的教学要求与层次正中下怀。
    但它远不是书法教育理想的层次—它不是制高点而只是基础的工作。在当时的书法界,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但鉴于民国以来书法的疲软,在有了一定基础之后,迫切需要能有一些高度的构建。特别是20世260年代前后,日本书家的频频造访,带来了彼邦书法兴旺的信息,更使得在中国的书法高度的构建,成为书法界人士同心协力的奋斗目标。高等教育也成了构建时首当其冲的领域。
    潘天寿以一个花鸟画大师的艺术敏感,又利用他在浙江美术学院任院长的有利地位,率先喊出了书法界共同的心声。1962年4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会议,播天寿谈到了国画系学生不重视书法的严重问题,随后又专门提及了全国不重视书法的倾向,他带着一位老辈的忧虑指出:
      “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开办书法篆刻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术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
    凭借潘天寿的威望,他的呼吁在当时引起积极反响。文化部决定在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中开设书法、篆刻课。而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即由浙江美术学院承担。其后,潘天寿慧眼识英雄,将陆维钊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调至美院具体负责书法专业的筹办,成立了潘天寿、吴葬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刘江七人工作小组,后又调入了章祖安充任陆维钊助教。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至1963年,完成了教学大纲、课程计划、师资、招生、授课内容确定、图书资料的购置等大量准备工作。为保证图书资料能尽量敷用.还由文化部拨专款2000元,陆维钊、刘江亲赴上海各古旧书店,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在狭窄而又灰尘厚积、蠢鱼成堆的书架上挑选了近20天,又分赴苏州、绍兴、扬州等地,共购进碑帖古籍资料近万册。至1963年夏,开始招生,先从附中毕业生中招收了两名学生,次年又从社会上招收三名,两个年级共五位学生,成立了正规的书法刻印科,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并列。陆维钊任科主任,刘江兼秘书。朱家济教楷书,陆维钊教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教篆刻(刘江协助),沙孟海敦印学史论,兼课的教师还有方介堪、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9之等,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书法师资队伍。在当时,这是唯一的一个高等教育的试点专业,也是唯一的一支具有高等教育经验的师资队伍。
 
 

高等书法教育的尝试(2)

 
 

    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每一学期都有一半时间下乡,很难坚持切实的教学,就是保证每天的临池时间也很困难。以后又是十年浩劫,学校所有的教育秩序全部被冲掉,书法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书法专业的试办和转入正常大学教育机制中去的理想,几乎大半是遭到了夭折的命运。但它在开办时的基本思想和教学构架,以及早期诸位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实践.却为未来的大学教学提供了第一流的经验教训。
    中国古代的书法教育都是师徒授受。一个书法技巧的被领悟,常常被作为秘诀秘不示人。其实,经验式的、秘诀式的方式根本不能针对学生的实践目标,更不可能引导学生从宏观立场去把握书法的真谛,我们说过去书法太偏重于技巧法则,其实在当时那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清末西学东渐,开办新式学堂,由李瑞清、李健、胡小石等倡导的学堂书法教育虽然还是层次有限(实际上也还是师徒授受的变格)。但只要书法进入教育学领域,那么它当然也就有了健全自身的可能性。陆维钊时代当然不同于李瑞清时代,但我们并不指望上世纪60年代的陆维钊在书法教育学方面会有多少新的突破。他刚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调任书法教授,他对书法教育肯定是不熟悉、甚至是没有经验的,但他利用已经获得丰富经验的古代汉语、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模式,为书法教学设计出一套较有现代教学体格的程序,对于原先一片空白的书法教育而言,相对于李瑞清与胡小石而言,不正是一种崭新的开拓吗?
    以下几个例证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陆维钊的价值:
    第一,他主持制订了教学大纲和每课的教学计划,这就把书法教育原有的放任自流压缩到一个时间跨度中去,使师徒间随意的关系变成一种固定、明确、负有责任的教师职责关系,它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严肃性。
    第二,大纲中的内容规定与计划中的课程进度,都反映出书法作为学科的明确意识。什么内容在整个大纲中占怎样的比例,如何去协调各课的互相关系,都是以前书法教育中从未考虑过的新鲜课题,当然,它也必须顺带地牵涉到各课对自身内容的再展开。
    第三,教学法在当时虽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只要在课堂中授课,它就必须体现出优劣得失并且引起教师的密切关注。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它对绘画教育的意义也许已经不太大,但对新生的书法教育却至关重要。
    第四,图书资料的购置当然也是高等教育的先决条件。一个老塾师可以拿一本柳公权字帖命学生学一辈子,但高等书法教育要求教、学两方面尽可能多地开阔眼界,作为教具的各种碑帖、印谱、古籍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学生探索寻求的参考,它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教师的群体配备是高等教育的首要特征。师徒授受是一个老师包治万病,而大学生们需要接受立体的知识。于是应该是每个老师各负责自己擅长的内容,最后学生得到的是各老师联合提供的各专门知识,这样学生的眼界当然就更高Jo
    故尔陆维钊要风尘仆仆到上海去爬古籍书店的书架,辛辛苦苦背上万册书回来。故尔当时书法科只有五名学生却要配备六名老师。故尔篆刻教学大纲在当时被潘天寿批评为“还不够详细具体”,继续指定诸乐三修改;故尔也才会有沙孟海提出书史、书论与印史、印论本属不同的四种课,但目下权宜之计还是合为两种课程为好。一个塾师当然不会有上万册碑帖,也不会广请老师,更无所谓教学大纲,当然也没有史、论其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课的概念。这就是高等教育,这就是陆维钊的杰出贡献。
    20世纪60年代浙江美院招收书法大学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信号。它表明书法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学科价值,并希冀通过对高等教育的依靠而确保这种价值的日趋完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革命”信号,它预示了20世纪80年代书法发展的奋斗方向。尽管在当时,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这些理想并未能有效地付诸实施;尽管这一壮举本身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全面反响(事实上当时的书法界普遍缺乏接受能力、大都没有意识到此举的历史价值)。尽管整个教学几近夭折、学生也还缺少足够的时间与训练课程,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书法“大革命”前夜一个令人振奋的迹象。它的出现,预示了整个书法机制、书法观念已开始步人现代、步入真正的艺术殿堂并开始以高等教育的形式表现出来。
 

高等书法教育的尝试(3)

 

    陆维钊是现代书法高等教育的奠基人,这位伟大而平凡的教授完成了一项决定书法未来前途的使命。我们之所以指他而不指潘天寿,是因为潘天寿虽然是提携书法高等教育者,但却不是具体实施与部署者。对于今天人而言,首倡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部署与实施则具有学科概念。此外,任何一种艺术或科学教育,大学本科教育即是最全面的学科基础教育,有了它的存在,就有了本学科的存在。因此,对于陆维钊的意义应当有足够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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