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两种现象

    从汉末到隋灭陈(589)统一，魏晋南北朝历时约四百年，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透和戴颐的雕塑，嵇康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眺的诗，哪道元、杨街之的写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阂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莫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文人流派书法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书体演变的归结期。从东汉开始形成的今草、行、楷各体至东晋王羲之时代已完全成熟，这就使本期的书法呈现出两种现象。
    其一是，在文人书法圈中，对新书体(如楷书、行书、今草)的笔法不断地加工完善，使其逐渐脱去隶书的影响，例如锤爵之于楷书、行书;王羲之之于楷书、今草和行书都是突出的例子。从当时民间遗存的墨迹可知，上述新体早在汉末已在民间普遍存在，进人魏晋以后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下面三条线索看到这种发展趋向成熟的轨迹。
    楷书:东汉《悬泉置楷书残纸墨迹》—魏锤舔《荐季直表》—晋《急就奇机楷书残纸墨迹》—东晋王羲之《乐毅论》。
    今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犊》中的今草—汉木《曹氏墓砖》上的今草—西晋《平复帖》及《楼兰遗书》中的今草—东晋王羲之《十七帖》《初月帖》。
    行书:东汉《宝鸡汉墓陶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晋《楼兰遗书》中的《永嘉四年残纸》《三月一日残纸》—东晋王羲之《丧乱帖》《兰亭序》。
    考古发现说明从汉末至晋这三种书体是交叉运用的。简便的新体在交叉使用中，笔法的相互影响、结字的相互作用显然是推动这些新体成熟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民间通行的楷书、今草、行书与当时文人书法家的作品对照，我们会发现文人书家在加工、整理新体中的创造性作用。例如楷书经过锤蒜的努力已经“备尽法度”，然“锤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但其体则古而不今。”。这是说锤a的楷书还残存着隶书的笔意和势态。到了王羲之，楷、行、今草三种新体均能去古为今，脱尽魏晋以来的滞重用笔，以新的笔法和结构创造出俊逸、雄健、流美的新风，并使之成为书法发展的大江大河。其间魏晋玄学审美认识至关重要，摆脱了儒家束缚，晋人已不再将庄重质朴视为审美典范，而玄学清谈的时代氛围也使书家个性和“超逸优游”的品质得以注入新体。所以，可以说魏晋时期各种新体集中成熟于王羲之，乃是时代的产物。
    其二是，魏晋时代的旧体，因玄学的兴起，时代审美认识发生了变化，加上在汉末隶书因程式化已丧失活力，所以急剧地衰退下去。在汉代已成熟的章草，到汉末魏晋开始向今草转化。作为今草的母体。文人书家仍将章草作为学习的重要传统，如皇象、索靖都有杰出的章草作品传世，文献记载王羲之也是善章草者。但随着行书和今草的风靡，章草退到了幕后，并逐渐衰落。西晋之后，北方的十六国和北朝的书体发展，因文人介人甚少，加上文化中心转移至南方.掌权的少数民族帝王又大多一介武夫而不通文墨，所以新体的进展远不如江南迅速，且显得保守。在民间书写中，尚沿用着汉代质朴滞重的用笔方法，书体演化的尾声在北方久久地存留着。民间在书体运用上这种保守、落后的现象，与汉代民间书体的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其因，一是从汉末以来文人书家就十分重视新书体的研究和练习，发展速度甚快，二是南北朝时代动荡.民间工匠在新体运用上落后于优闲的士族文人，加上汉代石刻发达，传统的刻石程式对刻工有相当的约束，所以从民间以石刻体系为主流的作品和经籍抄书手的作品中，仍可看到残存着的篆、隶旧体用笔与楷书新体用笔的交叉和混合。风行于当时的新体草书和行书在石刻作品中几乎没有痕迹。
    由于时代的动荡变迁，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魏晋玄学的风行与道教、佛教思想的传播，对书法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汉末书法进入自觉时期以来，文人流派书法更加朝个性化、艺术化的方向迈进。文人流派书法的勃兴使书法理论与技法日趋成熟，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晋之后，南北分裂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南北书法发展的不一致，这种现象也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埋下了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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