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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盛行与北朝书法的繁荣

书法史 笔耕砚田 3年前 (2019-06-18) 665次浏览 0个评论

佛教的盛行与北朝书法的繁荣
 

    自拓跋硅灭十六国建魏,北朝历魏、齐、周、隋四朝,至隋统一,南北结束,计二百零四年。
    北朝无帖,而刻石则不可胜计,造像、墓碑之外,墓志便无法计。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仅举其中最重要的,数量就达一百六十余种。碑石风行北方,与佛教的盛行关系最密切。《魏书·释老志》:“自兴光(北魏文成帝拓跋睿年号,454年一455年)至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477年一499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人。”至孝明帝神龟年间(518年一520年),“寺至三万有余”。
    帝后倡于上,士民应于下,造像、刻石遍及北方,此风亦自北魏始,同时,佛经刻石也相继而起。叶昌炽《语石》:“泰山有《金刚经》全部,祖徕山映佛崖有《大般若经》。钱竹汀谓皆齐武平中王子椿所刻,其字径尺。”
    北朝碑刻多不署作者,而北方能书者首推郑道昭。叶昌炽《语石》:“郑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其笔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闻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
    北魏文物远逊于南朝,碑志文辞鄙俗,而碑刻无不工。这种情况,怎么理解?康有为认为:“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耶?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如者。”
    如有雅文学与俗文学之别一样,书法亦然。南朝书法在二王遗风笼罩下,风貌儒雅。而北朝刻石多出于民间,连拓门铭》这样的神品,也只知道是“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而王远其人,名不见经籍,也没有再在其他刻石上出现过。民间书家,本不以书名为意,出手便呈现出与士大夫书不同的风貌,是天籁而非做作。如汉的简书、唐的手抄经卷等都是。这正是书法中的“风诗”、“谣谚”。过去谓南朝书承东晋出于二王,北朝书则出于崔(悦)、卢(湛)。其实,北朝刻石之妙,正源于不宗守前代、不以名家为楷模,而随意任手,这是出于自心而以天然为师的结果。北朝少知名的书法大师,无名氏书法家则极多,所以,可以说名作极多而名人鲜少。清朝以来,学书宗碑,成功者不多,原因在于徒知临摹碑版,而不知北朝刻石的作者是无意于书法才使书法臻于至善的,以文人观念、思想去审视北朝名石,难免得其形而失其神。
    自东晋以后,二王书法便成楷模,一切以二王书为准绳,文人书法的源与流如此而已。北朝刻石是书史上首次不在王书规范中的标新之作。这种标新立异,不是文人的所谓“创新”(文人创新是有意识而为的)。北朝民间书家,并无这样的权威思想。其实,即使是出于南方的二爨,在书法思想的渊源上,与北碑同为一源。二爨出于边睡,爨氏又是少数民族,这两块碑,不署书者名,从书风看,与钟、蔡、韦、二王的流派,迥然异趣。《爨宝子》书刻于公元 405年,比右军《兰亭》晚五十二年。《爨龙颜》书刻于公元458年,为南朝初宋代的作品。它们虽出于滇南,而书法风格却与北碑相近。因此可知,仅以地域为分,还不足以概括书法流派。书法风格的歧异,除地理、历史等因素造成外,书法思想尤关重要。唯其如此,边睡的二爨与北碑风格的接近,才是可以解释的。阮元倡南、北书派论,于此未及审。关于这一点,祝嘉先生指出:“若谓碑为南北派.则南朝萧、梁诸阙,贝义渊《始兴王碑》。以及滇南之《爨龙颜》《槃宝子》将何以处之乎?且住升之奇古,有类《灵庙碑》;《龙颜》之高美,有类《灵庙碑阴》,《始兴王》之严整,有类《温泉铭》也。至张伯英、索幼安之草书,意态挥洒,则又帖之流亚也。张(芝),酒泉人也;索(靖),敦煌人也,又将何解乎?阮氏实未之审也。”
    与南朝书法比较,北朝在书法的社会功用上,有大的拓展。因北朝多刻石,尤其是佛经刻石,直接彰之于峻崖山壁,这便打破了书斋的范围。榜书之始,当推北魏。榜书,古称署书,今称擘窠大字。《白驹谷》为郑道昭书,碑额四字:“此白驹谷”,文十五字:“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字大盈尺,为孽案之奇迹。
    这种将书法推向大自然的努力,不仅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扩大,在美学思想上,尤具有革命性的价值。中国的装饰性艺术,室内则有书幅,郊野山林、寺宇庙堂则有碑刻、摩崖,这是最富于民族特色的。当书法在书斋之外,又开启了另一个宏阔的天地后,书法的观念、思想,也便随之而变。书法应用范围的扩大,几乎是与佛教的传播同步的。在东汉桓、灵时代,碑刻主要用为葬仪,虽然远在秦时,始皇即有刻石纪功之举,但至汉,便戛然而止。北朝刻石,更从碑制扩大而为摩崖,书法便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这种气象宏大的艺术,是文人斋室中的“袖珍”品所不能及的。
    论书风气,南北朝普遍以君臣论奏的形式出现,故表、启极多。两朝相较,则南盛于北。
    北朝魏王惜有《古今文字志目》,此书在张彦远时已不得见,唯存其目。上卷存古书三十六种,中卷秦、汉、吴书家五十九人,下卷魏、晋书家五十八人。因原书早佚.无从评说。从存目看,书学理论体系的粗略轮廓已勾勒出了。古书类,辑录了署书、受书、缪书、鸟书、凤书、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蛇书、仙人书、云书、芝英书、金错书、十二时书、悬针书、堰波书、蚊脚书、离书、填书之类,惜乎有目无论。从存目看,也可想见古文字流变的纷纭了。如果从书法艺术去看,书法史以篆、隶、楷、行、草为论,是全以文字史为依从了。艺术史不必就范于此。王倍在篆、隶、楷、行、草之外,罗列了上所举的种种,其审视角度要广阔得多。
    江式为北朝后魏人,其Ut书w,自谓“大体依许氏为本”,少有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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