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中的诸问题

以论辩本身而言.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高二适，都会遇到一个“危险的陷井”:《兰亭序》一向被指为王羲之所书，时下各家争论的焦点也即围绕着《兰亭序》的书写权问题而展开。但是，如果不把目光放到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中去，纠缠于事实上的是否，那么永远也不可能有结论—因为传世《兰亭序》本来就是唐摹本而不是王羲之亲笔写的“真迹”。而且传世王氏尺犊书札也无不是唐幕，真正可确断为王氏原作的几乎一件也没有。既无旁证或其他参照系，《兰亭序》又是唐幕，要从中去证明它是否王羲之所书，岂非盲人骑瞎马?
    除非真的掘开昭陵，看看被陪葬此中的真本《兰亭序》的真面目，但陪葬昭陵的传说可信程度又是如何呢?也还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论辩中的双方，都有这种落入陷井的情况，证明在当时，其实未必所有参加论辩的学者们都清楚。这一点，郭沫若做得却比较明智。
    其次，是在论辩时抓住对方的观点进行反驳，还有一个是否准确和击中要害的问题。比如发难者认为“《三国志》的晋写本既是隶书体，则其它一切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上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所谓一隅三反.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论点，具有明显的疏失。辩难者抓住这一点不放，进行反驳，就比较合乎情理。但如果抓住对方引用李文田的《兰亭序》书风应当近于“二爨”，以为这是牵强附会，并引唐人张怀ft推扬王羲之语为助，就未必精当。因为郭沫若本身就认为《兰亭序》是南朝近隋唐时人所为，后来的张怀难完全有可能与今人一样被蒙蔽在内。而且李文田指的大王书近“二爨”，并非是指应该如刻石那样方头整脑，而是说应该有龙虎腾跃的雄强气势。似此宽泛的比喻，一旦被机械理解为等同“二爨”，自然令人难以苟同。
    发难者和辩难者都有类似情况，发难者认为王羲之书应该是隶书体，是一种绝对化。而辩难者指责对手不懂写刻差异、以石刻书风代替了时代风格。却也未免太小觑了对方的辩论实力，乃至“今日连根铲大王”的评语，实在也是太误解了郭沫若的原意。他明明说过“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这样的表态，何以弓I出“连根铲大王”的结论?可见在辩驳之中，目标一旦只对准《兰亭序》或王羲之本人而不开拓视野，那么只能有“铲大王”之类的感觉。讨论《兰亭序》真伪的性质，蜕变为评价兰亭或大王的优劣性质—指大王书当近“二爨”是低估(劣)了大王，承认《兰亭序》为大王所书就是正确估计(优)了大王。这样的讨论，当然不可能再有顺利发展的余地。
    尽管发难者与辩难者两方面针锋相对，但在一些具体作品面前，却表现出令人意外的一致性。比如，对于王羲之传本《姨母帖》、《丧乱帖》、《孔侍中帖》，郭沫若认为“仔细推敲起来，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原迹是否王羲之亲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法判定”。这一点，在对立面的商承柞的文章中获得完全的响应“因未经较多次的转幕廓填，故《兰亭序帖》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当然它也就比较接近原作风貌。关于《兰亭序》，郭沫若认为靠不住，应是陈隋人书;以商承柞上述口气看，他既承认《兰亭序》与《丧乱帖》等有距离“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以及定武石刻本，皆属唐人辗转益摹钩填，由干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神韵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结论也是相近的。区别只是在于商承柞仍坚持王羲之作，而郭沫若否之，但如承认“失真”和“相去日远”;即使能言之凿凿，于郭沫若的出发点又有多大差别呢?
 
 

论辩中的诸问题（2）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双方对某些关键的论点所持的判断标准截然不同。比如，作为郭沫若的证据之一是东晋时书必须有隶书笔意，但这是个很难界定的范围。仅仅是蚕头燕尾，它就是隶书本身，毋庸“笔意”，要考虑到结构造型的变化和用笔内敛范围的变化，则凡不外挑者都可以自谓有隶书笔意。如郭沫若认为《颜刘志》、《李柏文书》、《姨母帖》、《丧乱帖》、《孔侍中帖》都有隶书笔意但未必波挑;商承柞却以没有波挑而否认它有隶意。最有趣的是对陆机《平复帖》的判断，郭沫若认为是典型的隶意，“与《兰亭序》书法大有时代性的悬隔”.而商承柞却认为《平复帖》毫无隶意，只是用退毫作书，“由于毫锋已蚀，写时不易显示出其轻重笔势，看起来好象朴实、厚重”。从对王氏诸帖相对于王羲之的“失真”与“相去日远”，到对当时《平复帖》、《李柏文书》，等等评价，我们看到了始同终异;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以东晋为标志时见解判断相同，在以隶书作为比较点时见解判断相异的情况。
    要寻找这种种异同之间的微妙关系，必须再回到讨论的起点上来。与有目共睹的王羲之其他传世作品相比，《兰亭序》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对于这一事实，谁也不会否认。但对于一个笼统的“隶书笔意”的标准，其间弹性太大，言人人殊，当然就很可以据已意加工一番。或以貌取质，或以小指大，一个约定俗成的立场，一旦被放在论辩场合，马上会显得可疑起来，并且，这并不是事实考证一一那得有依据，这是个人的感觉与理解问题。
    我以为，整个“兰亭论辩”在很多具体环节上都有类似问题。“兰亭论辩”之所以一直提取不出公认的结论，就是因为论辩双方的n)l立场太多，针对对方的辩驳常常不是抓主流的基本观点;而是一枝一节的只言片语，即使有时辩出个究竟，但也干事实无补。而且，高层次的辩论还应该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对有些观点即使不合已意却要有理解的诚意，除非理解之后发现还有逻辑上的问题，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辩论。往往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仔细一想其实双方的观点并无大外，只不过强调的面不一样7 }o像这样的情况，理解就能使双方沟通而毋须事事论辩。比如商承柞文中有如此的见解:
      “郭沫若同志在《<驳议》的商讨》及《(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中都提到世传羲之
  《十七帖》是有隶书笔意的。我曾反复审阅该帖并联系上述笔法和总体性原则来衡量，都体会不出它有隶书笔意。”
                                              一一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
    体会不出是个人的问题，并不等于对象没有，至于《十七帖》是否有隶意，这看它与什么相对。与隶书或《平复帖》、《李柏文书》相对，它并无隶意可言;但与唐人行草即使是王羲之传本中的《频有哀祸帖》、《快雪时晴帖》相比，那它就是很有隶意了‘一与后来的成熟行草大相径庭而保留了某些早期的风范。以理解的角度出发，郭沫若取的当然是后一种比较，因此即使个人体会不出，也不必专门拈出辩驳。它至少比《兰亭序》更有隶意些，作为一个附证完全成立。
    那么反过来看郭沫若，我们也发现他的不能尽如人意。以“隶书笔意”作为判断《兰亭序》真伪的标准，仍嫌太笼统。一个《十七帖》的问题当然好办，而标准的相对性在理解历史发展时很有价值，一旦要用来确定某一作品的真伪时，它又显得不够稳定。从真正的隶书到三国时方正的隶变。从古章草到《平复帖》、《李柏文书》再到《十七帖》还有汉简、晋简中那些十分飞动的笔法，究竞“隶书笔意”界定在哪一段呢?如果能再具体点，便会少去许多缠夹。当然，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格变化跨度很大，要明确划出哪一种才是标谁，不但很困难，而且现存已出土的是否是最典型的史料也很有可疑。因此，这样的工作实在无法去做。但我以为，一个时代的体貌虽然多变，但终究会有它的“总和”形态，以郭沫若这样的能力，又是兰亭论辩的第一个发难者，他也许应该提出一个相对明晰的跨度标谁。
      “问题是在汉与唐之间这将近四百年间的变化，南朝比北朝要变得快些，是可以肯定的。但在王羲之时代便要变到《兰亭序帖》那样的字迹，没有那种可能”。
                                                                —《驳议》的商讨
    这就是在界定标准了。排除了《兰亭序》风格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应该更近隶一些，但是怎么才算是这四百年中可以容纳的变化跨度呢?仅仅是《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鯤墓志》、《平复帖》、《李柏文书》、《颜刘志》或许还有《十七帖》之类，就是这四百年的变化成果?能否用概率的方法揭示出四百年间书风变化的上限或下限?
 

论辩中的诸问题（3）

    在兰亭序论辩中，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和谐氰在20世纪60年代那种政治文化环境之下政治的压力与观点相异所带来的意气用事，也还是时时出现。郭沫若引康生的话，本来也许只是一般的论证需要;但以康生的权倾朝野，使反对者投鼠忌器，许多意见是不敢随便发表的。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千预的阴影，明显不利于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后来的事实证明论辩者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其实，郭沫若凭自己的水平完全有能力建立起疑古的观点学派，借康生的权贵之说纯属多此一举，反而使他的形象降低，而高二适的驳议本来远不是郭沫若的对手，但因他生性耿直、傲视权贵，在文中公开点康生的名，却使后人由衷地敬佩他的人品，对他的文章与观点也分外看重几分。像这样的情况，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一一又是如此专门的讨论所应当避免的。无论是拉权贵来助声势，或是人们故意看重高二适，其实都未见得是在实事求是。
    其次的问题是学术界自己也还未养成良好的论辩习惯。在“胡凤事件”、《武Ai"传》事件以及文学中的李后主批判和艺术中的山水画花鸟画批判之后，人们嗓若寒蝉。郭沫若的文章一出，许多人以为又有什么批判苗头了，风声鹤唉，不敢发表真实见解。在具体的讨论中，也常常有一些意气之事，如认为发难者是“厚诬古A，或认为《兰亭序》为伪作，书圣为后人“厚诬”，使人“齿冷”，当然还有一些的绝妙对比，最明显的是指《兰亭序》为伪作者的判词有明显的政治性。
      “郭沫若同志的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兰亭论辩·出版说明》
    既已肯定了郭沫若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高二适当然是唯心史观不既如此，何必再编录两方的文章供人参阅?而以编者立场作此偏颇的“说明”，也见出水平有限。要知道，在当时，一顶“唯心史观”的帽子，是足以使人永世不得翻身的。
    指《兰亭序》为王羲之书者也只能不甘示弱:
      “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是批判继承，还是全部否定，这是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转引自《兰亭论辩中的误会及其它》
    真的能把《兰亭序》的一纸真伪与“祖国文化遗产”等同起来吗?郭沫若认为《兰亭序》为伪，并没有说王羲之不配当书圣，“全盘否定’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从何说起?
    我们在这样的调子中看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普遍心态，在高调子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颗颗非常自悲的心灵。他们希望有这样的学术论辩，但又怕产生误解大祸临头，于是只能拼命用高调子作为保护色。反过来，因为历来运动弄得人不知所从，谁也没有自信心(大概只有郭沫若是例州，干是又希望能用高调子吓退对方。呜乎!伟大与可怜之间的矛盾混合体。但我想，讥笑它是幼稚的，倒不如说我们在当时看到了学者们是背着何等沉重的思想包袱仍然锲而不舍地在钻研着。
    在《兰亭序》真伪辩论中，只有沈尹默的态度简单得令人惊诧。他根本不去关心讨论双方的观点如何确立、如何展开，却在与赵朴初的唱酬中表达了一种不满的态度。1965年胡下旬，赵朴初曾寄诗《尹默先生赐和二章，深感诲我不倦之意，爱叠前韵奉答，籍博-。并乞教正》，诗云:
    诗怀霭霭复洋洋，微觉关情到二王。
    作伪岂期由释子，欺君曾不以其方。
    初唐摹本争毫发，东晋文风识短长。
    一语质疑公莫笑，《鸭头丸帖》已齐梁?
    沈尹默接此诗札后.即以《朴初再用前韵见寄，戏答三首》回赠，其第一、第二首是这样的:
      (一)沙门且莫喜洋洋，《楔帖》仍归俗姓王。
          万卷枉经今日眼，千金唯买古时方。
          不劳文外寻矛盾，且听人间论短长。
          却怕谢公批札尾，何来鼠子敢跳梁。
      (二)兰亭聚讼闹洋洋，今日连根铲大王。
          虞写褚临都是幻，鼠须茧纸定何方。
          隶行异代殊妍质，碑简分工各短长。
        二篆八分相递让，不然安见宋齐梁。
 
 

论辩中的诸问题（4）

    此中的深为不满并发于意气是一目了然的。以沈尹默身为二王派宗师，他对“文外寻矛盾”式的考证当然不感兴趣。但他既于二王有深究又有过《二王法书管窥》的论文，却未能投身于这场讨论，乃至吟出“何来鼠子敢跳梁”的句子来，亦可见晚年的沈尹默也渐入狭隘的门户之见中去，这样的态度是很令人失望的。于此，我们更印证了在第一节中提到的郭沫若的疑古动摇了二王派的根基，打破了一直被奉为神明的偶像的判断是有依据的。若不然，沈尹默何至于如此大动肝火?